|
在田野工作中，许多人类学家注意到语言材料的搜集和分析。芮逸夫在对滇缅南段未界定民族进行调查时，记录了耿马傈僳族语文材料，然后从语音上加以分析，并与西方传教士创制的傈僳字母加以比较。[45]与此同时，以语言学为学科定位的李方桂、罗常培、马学良、闻在宥(闻宥)、张琨、傅懋勣、邢公畹、高华年、袁家骅等人抗战时期在西南进行田野工作，将西南诸省视为语言学的黄金地，尽量加以发掘。 罗常培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拓展到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先后进行了傣语文和傈僳、纳西、独龙、怒、景颇、白、苗等多种西南民族语言调查，发表了《贡山俅语初探》、《茶山歌》等语言学调查研究成果。张琨对川、贵一带苗、瑶、藏等族的语言调查、傅懋勣对纳西、羌、彝等族语言的调查研究，为他们以后的研究积累了大量资料。李方桂在《龙山土语》中发表的语言材料不仅有故事和山歌，还有讲婚俗和葬俗的材料各一篇;他的学生邢庆兰(公畹)在云南罗平县境内的台语调查中涉及亲属制度、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宝贵材料;这些资料搜集工作因在语言记录和翻译上的准确性而强化了其价值。 闻在宥关于西南各民族语言、文字和文化的论文，涉及羌、彝、藏、白、嘉戎、西夏等语言和彝、纳西等族文字及字喃、西南地区古代民族史等方面，也对西南民族语言分类发表了意见。罗常培的弟子马学良1944年到云南去研究彝语，搜集了2000多册彝文经典，种类有祭经、占卜、律历、谱牒、伦理、古诗歌、历史、神话等。[46]他对其中的作斋经和作祭经进行了深入探讨，没有就经典本身研究经典，而是注意到了作斋和作祭的礼俗，对斋场、祭场情况和重要名物的位置绘图说明，并较为详细地记录了作斋的全过程。[47]高华年研究了汉语借词和汉文化在彝族中传播的关系，由语言借词的分析说明文化接触和民族关系。[48]以后，他又进一步发挥，写成《论汉语介词与汉文化的传播——一个倮族实地调查的统计和研究》。 这些语言学家在研究中注意到民族语言研究与文化人类学的结合，涉猎了人类学问题，将人类学理论与民族语言调查研究结合，一方面从人类学理论出发，研究民族语言问题;另一方面由少数民族语言材料入手，探究人类学问题。人类学理论的引入，帮助民族语言学家更好地去认识语言发展变化的社会文化因素，使民族语言的研究领域拓宽了;民族语言学的研究又为人类学问题的解决在理论和事实两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在西南人类学研究中，也注意了各民族文物的搜集和人类学博物馆的建立。1937年4月，吴泽霖参加京滇公路周览团去西南旅行时，沿途搜集文物、拍摄照片，在回沪后举办了一个公开展览。[49]大夏大学迁到贵阳后，吴泽霖和其同事在进行实地调查时，也着力于各民族文物搜集，1941年建立了“苗夷文物陈列室”。到1942年，共征集苗族等民族文物1000余件。1941-1942年初，曾在贵阳举办了三次民族文物展览。[27]吴泽霖1941年到西南联大任教后，又在云南组织一批人到各地进行调查，并征集民族文物，在清华大学驻昆明办事处公开展览。 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是中国西南历史最长的人类学博物馆。1932年，在原该校博物部的基础上成立博物馆，由葛维汉担任馆长，进一步加强了对于中国西部古物及边疆各民族器物的搜集。1936年，该馆已搜集了3400多件藏族、苗族、羌族、彝族等民族文物，参观者每年平均约有8000人。1941年，郑德坤继任馆长，改良馆内陈列，确定以研究边疆问题为中心，筹备成立研究室，以后又聘请冯汉骥、闻在宥等共商馆务，特别重视民族文物方面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藏品益加丰富，在该博物馆中有古物美术品、边民文物和西藏标本三类藏品共3万余件。边民文物以苗族、羌族、彝族等民族的文物最为丰富，包括日常用具、武器、乐器、宗教器物、民族文字文献等诸多种类，且多为制作精品，仅苗族挑花工艺品就有800多件，还有西南其他民族和国外其他民族的部分文物。西藏标本有喇嘛教器物、日常生活用品、乐器、酒器、装饰品等，是当时西藏文物搜集最多的机构。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等依托该博物馆进行西南民族研究，成果颇丰。[50] 抗战后期，在人类学家的参与下，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制定了“征集边疆文物办法”。此办法规定宜征集的文物范围较广，包括汉文图书、刊物、报纸、画册、照片、地图和少数民族文字经典、报纸、字典、史籍、故事等印刷品;各少数民族的衣饰类：衣服、靴鞋、筒裙、帽和包头巾、羊毛披毯(有的民族称察耳窝)、腰带、背心、披肩及其他饰物、首饰(耳环、手镯、戒指、银钮等)、特殊饰物(藤圈、海贝、缨络等);用具及工艺品类：猎具(弓、弩、刀、矛等)、农具(如木制的锄、犁等)、食具(如木碗、木盘、勺、竹编食盒等)、乐具(葫芦笙、口琴、象脚鼓、大钵、喇叭等)、工艺品(制绣、织剪、羊毛制品、竹木制品等)和其他少数民族自制或特殊的用品;宗教用品类：佛像及其图腾代表、宗教绘画、献神装饰品(佛伞、佛幡、佛幔及其他献神用品等)、其他特殊宗教品(如铜鼓、孔明灯、赕佛大幡、狮象等);物产标本和古物、金石拓片。并规定所有征集到的文物都要填写统一的类卡，写明汉名、当地人所用名、采集地、采集时间、使用或制造的民族、采集人与捐赠人等项，以便进行整理。 在20世纪前半期西南人类学研究进程中，中外学者之间保持了较频繁的互动。日本人类学创始人鸟居龙藏(1870-1953年)1902年7月至次年3月，受东京帝国大学派遣，到中国西南进行田野调查。调查地区为湘、黔、云、川等地，涉及苗、布依、彝、瑶等族，考察了诸民族的分布与自然地理条件之间的关系、各族体质、服饰、居住、习俗、语言、文化等，事后根据调查编写了《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苗族调查报告》等著作。此次调查使他意识到文化研究在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开始尝试通过考察各民族文化来研究遗留下来的古物遗迹。鸟居龙藏以中国作为研究基地，不仅由此成为日本著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对中国学界也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苗族调查报告》被国立编译馆译为汉文，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史禄国对于云南的体质人类学测量，尽管没有能够完全展开，后来也没有发表更多著述，在他整个的中国人类学研究体系中却依然占有一定的地位。他在研究实践中形成的从体质人类学开始再扩展到文化人类学的教学思路，影响到费孝通的学术成长。 抗战前后，也有一些外国人类学家到中国西南地区进行调查。德国人类学家布克莱尔(InezdeBeaulair)1940年来华，曾在贵州等省对苗、仡佬族进行过田野调查，调查的地区包括贵州安顺、镇宁、郎岱和云南。回国后写成关于贵州仡佬族和贵州、云南、海南岛苗族的研究论著。 在对纳西等民族的研究中，影响最大的外国学者是美国植物学家、探险家约瑟夫·洛克。他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后期在丽江等地的纳西人中生活，广泛搜集东巴文经书，著成《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1947年)等著作和论文。他给《国家地理》写的文章和拍摄的照片闻名遐迩，其中将他所游历的丽江、中甸等地描写为：雄奇壮丽的自然风光、四处发生的土匪滋扰，在贫困的边陲之地发生着土司与活佛的故事。在风光绮丽、人文特色浓郁的照片配合下，一个奇特的符合“高贵的野蛮人”标准的与现代文明社会相隔绝的世界被展现到世人面前。然而，《国家地理》杂志的编辑经常要求他改写文章，并曾经指责他：“缺少想象力，不能给人一个完整的印象，而且随心所欲，毫无章法，废话连篇，不知所云。”他与杂志社的关系曾经颇为紧张。这位配备着一流装备的业余探险者和地图绘制者，抗战时曾为美国国防部地图署工作，为驼峰航线的开辟做出过巨大贡献，但是他却缺乏最基本的地理测绘常识和训练，绘制的地图粗枝大叶，对山峰高度的测量也屡屡漏洞百出。 此外，其他一些西方人对中国西南的相关记录对中国人类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英国人丁格尔(Dingle)在清末由上海到缅甸，途中经过中国西南地区，皆为徒步跋涉，对于汉、苗、彝、白等族的婚姻、服饰、丧葬等都有亲自观察。事后他担任了《大陆报》通讯员，并将这段经历写成考察记，商务印书馆在1915年出版了中译本《丁格尔步行中国记》[51]。另一外经商的英国人立德(A J Little)在19世纪末到川边及云南等地活动，著有《峨眉山及峨眉山那边——藏边旅行记》(MountOmiandBeyond：ARecordofTravelontheThibetanBorder，1888)和《穿过云南》(AcrossYunnan，1910)等。曾经担任英国驻重庆、腾越领事的烈敦(G J L Litton)著有《中国：川北旅行报告》(China：ReportofaJourneytoNorthSsu-ch‘uan，1898)。英国印度殖民当局官员戴维斯(H R Davies)1894年到1900年间多次到云南调查，除地理方面的内容外，着重搜集民族学资料。其著作《云南：连接印度和扬子江流域的链环》，根据对中国西南彝、苗、藏等族群的语言、习俗调查资料写成，于1909年出版，在国内外颇有影响，颇受一些研究中国西南的学者推崇，甚至影响到云南民族的分类和基本定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