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8年秋迁至昆明北郊龙泉镇。1940年8月，奉令向四川转移，年底到达南溪县的小镇李庄，次年1月开始全面恢复工作。李庄位于长江南岸，东距南溪、西距宜宾各约60华里。由于仓促辗转迁徙，史语所只好暂住在李庄镇西南相距约十华里的板栗坳地主庄园。在李庄期间，编印出版了《人类学集刊》杂志。1944年4月，在国民素质研究高潮中，中央研究院建立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由吴定良任主任。 抗战前，对于云南民族的调查在中国人类学界虽然开展得比较早，但由于民族复杂，交通不便，调查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待于提高。对四川虽有学者进行人类学调查研究，但其范围较云南更小。战前很少有人对贵州进行人类学实地调查，基本上属于调查盲区。战时人类学家云南西南，在地理距离上更接近西南族群，更接近田野工作基地，调查和研究更为方便。许多学者看到在边疆地区生活的少数民族语言不通，社会制度、社会组织殊异，风俗习惯差异颇大，产生了强烈的调查研究兴趣。同时，以往对西南族群和文化较精确的调查数量少，许多介绍和叙述缺乏民族志撰写规范，质量不高，研究空白点较多。不少过去以社会学等学科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学者战时也转向了人类学调查。中国人类学发展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在以往很少有人涉足的西南偏僻山寨和牧区都有了人类学家的身影。在生活艰苦、战争威胁，甚至没有安定的写作条件的困难境况下，他们以满腔热忱投入以田野工作为特征的人类学研究工作，对学科发展有影响的重要研究成果大都是田野民族志或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写成的研究论著。同时，因为占有了更丰富的研究资源，许多学者在西方学习的理论有了更多可资验证或修正的实证材料，也因此有了深化研究的基础。事实说明，正是基于抗战时以西南人类学为主的田野工作，中国民族学在广度和深度上有了较大的拓展。 抗战时期对于西南民族调查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专业学术研究机构及学者进行的调查;二是由政府和有关社会团体组织的考察团;三是有关部门的官员或受专门派遣，或在从政之余的调查访问;四是西迁的院校学生利用暑期进行的边疆服务和调查工作。 194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组川康民族考察团，由凌纯声任团长，芮逸夫和马长寿为专员，另有技术员和团员各一人。川康民族文化调查旨在调查各民族之经济、生活状况、政治、社会情形、宗教、语文等项，研究各族婚丧制度、生活习惯及与文化有关各问题，并搜集有关民族文物的标本与用物;调查区域为四川西北及西康东北，包括理番、靖化、懋功、丹巴、康定等县及梭摩、卓克基、党坝、绰斯甲、巴底、巴望等土司地;调查对象包括羌、彝、藏等族。[15]马长寿先后两次深入大、小凉山，调查记录彝族语言、社会阶级、物质文化、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各方面的情况，搜集了各种彝族文物，写成数十万字的《凉山罗夷考察报告》，虽然当时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公开发表，但由于记录详细完整，记述直观，至今仍具有较高价值。他还以调查所得发表了《凉山罗夷的宗谱》、《钵教源流》、《嘉戎民族社会史》等论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芮逸夫1942年12月至次年5月对川南与黔滇交界地区苗族白苗、花苗等族群进行调查，调查以苗族的原始文化特征及其同化过程与现状为重点，事后又请苗族同胞到史语所补充苗语和婚丧礼俗方面的资料。[16] 西南联大的人类学田野工作与研究在抗战时期也有所扩展。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研究院社会学研究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等机构在艰苦条件下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主持进行了一系列实地调查研究工作。如，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主要实地研究计划就包括：社区人口调查和主要群体及各种杂居群体之分布及其人口状况，物产及自然环境与社会人文环境调查，主要群体的文化概况(包括亲族组织、社会团结型式、政治制度、经济与技术方式、法律机构、教育制度、宗教与语言、衣食住用等物质生活);主要群体与社区内少数群体及区外邻近的他语群体的社会关系，及他语群体对主要群体在生活各方面之影响。同时，边疆人文研究室还进行边疆教育的专门调查与研究，其中涉及了教育的制度、内容、人们对于教育的反应、改进教育的可能策略与途径等。[17] 陶云逵和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研究人员1942年对云南新平、元江一带的语言、宗教、巫术、市集、地理环境等进行了专项调查。次年，又到红河上游的上述两县和峨山等地调查语言、文字、物产等内容。1945年，语言学家高华年调查了路南地区的语言。该室的调查对象包括布依、哈尼、傣、彝、苗、汉等族。[18]岑家梧于1938年得到中英庚款协助，到滇东北地区调查嵩明苗族，随后到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协助陈序经进行西南民族研究。 云南大学魁阁研究室采取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原则，每个研究人员都有各自专题，到选定社区进行实地调查，然后组织集体讨论，最后撰写研究论文。1939年，费孝通和助手在云南禄丰县大北厂村进行实地调查，《禄村农田》即这项调查的结果。费孝通又指导张之毅调查易门县一个村庄的手工业，写成《易村手工业》。1940到1941年间，张之毅又调查玉溪县镇附近一个村庄的农业和商业，写成《玉村的农业与商业》，40多年以后，上述三部著作合编为《云南三村》出版。[19]谷苞两次到呈贡化城镇做长期调查，1942年写成《传统的乡村行政制度》。该室的研究成果还有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内地女工》，史国衡的《昆厂劳工》、《个旧矿工》等。1941年7月至次年9月，许烺光对于大理进行了14个月的调查，事后写成论文《滇西的巫术和科学》，以后又完成了其代表作《祖荫下》[20]。李有义研究了云南汉、彝杂居区的民族关系，胡庆钧于1944年到云南大学工作后，研究了云南呈贡地方基层权力结构，并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⑤费孝通及魁阁的调查及研究是中国功能学派十分有意义的实践，他们的集体研究方法促使研究成果更多、更快、更深入地展现，研究涉及的课题也更加多样化。 1938年暑期，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柯象峰、徐益棠在西康建省委员会资助下，对甘孜、炉霍、道孚、泸定、康定、汉源、荥经、雅安等县进行为期两月余的调查，调查西康社会经济、物产、文化和民族生活情形，拟定方案以便研究边政者参考。1939年11月，柯象峰还曾带领本校社会学系学生到峨边县进行彝族社会生活调查，为期1个月，重点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组织等，并亲自观察了婚丧祭礼和度岁习俗。[21] 李安宅与华西大学边疆文化研究所在1944年到川康藏区南北两路进行长达半年的调查，次年又考察了西藏德格社区的藏民宗教语言等。1943年1月至3月，任职于华西大学的于式玉、蒋旨昂也到川西汶川、黑水、理县等地调查。 冯汉骥于1937年回国，到四川大学历史系执教。翌年暑假，只身往岷江上游松潘、理番(理县)、茂汶等地考察羌族社会，历时3月，探讨西南古代民族与北方草原民族的联系。1939年，又出任教育部川康科学考察团社会科学组组长，对西康地区民族作了调查分类。 1938年冬，任乃强曾经赴康定、泸定等藏、彝、汉等民族聚居和杂居区进行调查，包括各地古迹、市街、村落等，撰有《泸定导游》[22]。1943年，他被聘为华西大学教授兼边疆研究所研究员，翌年随华西大学考察团第3次赴西康省北部调查，着重进行寺庙和土司研究，调查完毕后，发表《德格土司世谱》、《喇嘛教与西康政治》等文。 林耀华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辗转至燕京大学成都分校主持社会学系。1943年暑期，他率燕京大学边区考察团，与胡良珍等到大小凉山彝族地区考察，以小凉山乌角、哨上一带为社区研究样本，进行语言、物质文化、社会组织、亲属关系、经济制度、宗教巫术等方面的考察和体质测量，根据考察写成《凉山夷家》。[23](P 121-122)1944年夏，林耀华乘暑假机会“赴西康北部，往返三千余里，前后费时两个半月”，调查康定、折多塘、道孚、炉霍、甘孜等地藏民，以甘孜以北的绒擦沟为比较深入考察区域，曾亲自登门调查50户藏民家庭，对其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宗教生活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和研究，民族志著作《康北藏民》写成后未能刊印，但发表了《康北藏民的社会状况》[24]。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哈佛燕京学社的专款，委托林耀华调查川康少数民族。1945年夏，林耀华又带领其研究生、兼职助教陈永龄对于川康北部交界地区嘉戎(今为藏族的一支)进行调查，行程两千余里，重点地区为理县北部梭磨、卓克基、松冈、党坝等四土司地和理县以西九子、上孟、下孟、甘坡、杂谷五屯地，调查报告整理后题为《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公开发表[25]，以后又写成专著《四土嘉戎》。陈永龄依据调查写成了硕士学位论文《理县嘉戎土司制度下的社会》[2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