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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发现中国革命的民众基础 文学作品的主题内容作为愿望的表达从来为执政者、研究者所重视，一般常识也认为，与作家作品不同，来自民间的口头文学往往传达了民众的群体声音，因此从周代以来，天子就有“采诗”之举以“观风知政”，于是有了乐府（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也记录俚语小说，于是有了“稗官”（《汉书·艺文志》）。晚明的文人和五四学者都在时调俗曲中发现了足以“发名教之伪药”的“男女之真情”（明·冯梦龙《叙山歌》）；而共产主义者则在民间文学中确认了现代中国革命的民众思想基础──反抗斗争精神。为了论证劳动人民是阶级斗争的主导方面，因而也是决定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从 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民间文学的流传史险些被当做中国文学史的主流来书写。这样，从晚明开始的这股“价值重估”的细流终于汇成大潮，导致民间文学在共和国时期最终获得了可以傲视所有文人文学的崇高地位，数百年间“价值重估”的思想运动于是成为可理解的逻辑历程。 但是，民间文学的主题所反映出来的绝不仅仅是劳动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精神，迷信、色情、奴性的内容同样触目皆是。这样的内容看得多了，不免令人生疑，郑振铎终于忍不住说道：“许多民间的习惯与传统的观念往往是极顽强的黏附于其中。任怎样也洗刮不掉。所以有时侯，比之正统文学更要封建的，更要表示民众的保守性。”其“粗鄙”的程度也往往让人“不堪入目”。 2 50年代的政党学者对此当然也有同样清醒的意识，于是为了保持民间文学的纯洁性，他们坚决地要求将那些封建性的糟粕剔除出民间文学的领域而只保留那些具有民主性的精华。精华被认为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创作，而糟粕则是统治阶级在民间文学中伪造的赝品：“通俗的、在民间流传的文学，不一定就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创作，不一定就是直接表现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要求和愿望的，因而也就不一定是民间文学”。“在民间流传的通俗的文学，不能一概认为是民间文学，同等看待，而应以阶级的观点去检查这些作品……”3 80年代以后，为保持民间文学的纯洁性而不惜削足适履的极端做法被否定，虽然内容分析仍然是学者们据以研究文学现象的基本技术，但多数学者不再情愿特别关注民间文学作品中是否具有反抗斗争精神的主题内容。然而，为中国学者所厌弃的研究视角至今仍为西方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汉学家们所坚持，不同的是，他们严格遵守学术研究的程序、规范，因而与我们当年的政党学者为论证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而无视学术原则的作法形成对照。在这方面，美国学者欧达伟的新作《中国民众思想史论──20世纪初期～1949年华北地区的民间文献及其思想观念研究》4堪称代表之作。 《史论》所处理的对象是一部相对完整的资料系统，即以《定县秧歌选》 5为阅读、分析的蓝本，这部资料蓝本将研究对象严格限定在了一个特定的时空界域之内，并且可以作为一种能够反映更大时空背景的全息摄像。欧达伟指出，该书收罗丰富，大致可以包括在定县农村听（看）到的小戏的相当一部分，比起那些偶然采集，或零简散篇、缺乏系统的编著，十分适合作为系统分析的对象。资料的完整性、系统性相对提高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于是《史论》通过对民间戏曲的内容分析，获得了对于不同剧本、不同主题之间结构关系的详尽把握。从《定县秧歌选》中，研究者还了解到秧歌的演出地点──乡村或市镇，了解到演员和观众这些特定范畴的真实涵义──演员是业余或半业余的农民，他们为渴望戏曲的村民们表演：“那些土生土长的演员本身与他们迎合农民欣赏要求的表演，形成了戏曲的特定内涵”，因为“不只乡村戏曲影响着民众的思想，而且民众也在影响着乡村戏曲”，于是，“研究秧歌资料中的民众观念，‘渴望'是一条有利的线索。通过考察村民观看的戏曲内容，我们能够了解这一社区民众的共同意识”。可见，通过分析文学作品的内容主题以了解民众的愿望、渴望即观念意识一直是古今中外学者们的共同思路，但是，取得学术成功的关键却在于“取样”是否具有代表性（样本的系统──自足性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学术原则），从而使结论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和效应，而不是以我为中心地野蛮选取、剪裁资料的结果。 那么《史论》的作者在定县秧歌中看到了民众的何种精神世界呢？ 6显然，农民土戏──定县秧歌中所揭示的民众渴望是多方面的，而乡村戏曲如此具有魅力，曾让欧达伟着实吃了一惊，个种原因“恐怕是它容许农民参与一种戏剧式的游戏。这种戏剧与社会现实的距离适当，给人以安全感”，于是游戏的内容就含有了“令人神往而又有危险性的思想、愿望、性冲动、道德怀疑和造反空想，以及诸如此类的颠覆，或威胁乡村社区的意念等”。“定县秧歌以它自己的方式，集中表现了当地农民对于某些道德范畴的探询与困惑。它还特别通过乔装打扮的途径宣泄了民众在家庭生活中与家长权威摩擦的痛苦，对绝对服从长辈的不满和对富豪缙绅的愤恨，以及表达了信仰乡土社会以外的道德权威力量的欲望”。 《史论》的作者欧达伟（ R·David·Arkush）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学者、一代宗师费正清的门生，80年代以来，费氏当年的一批学生打出“下层文化历史学派”的旗帜，欧达伟是这一阵营的中坚人物之一，他同情现代中国革命，并试图理解这一伟大革命的民众心理基础，7于是他的目光转向了“文化区域的现代民间记录”（“现代”和“区域”是其研究对象的时空限定），而民间文学记录文本正是现代中国区域文化研究的理想材料，而且显然，欧达伟看到了他所希望看到的东西──民众的道德抗议，而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那场革命无疑早已将此潜在的抗议情绪空前地释放出来，由此欧达伟体认到了中国革命的合理基础。 然而，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学者，欧达伟深知民众观念的复杂性决非一种片面的抽象所能概括（像我们当年的政党学者所做的那样），于是他不能只是保留他所希望看到的而舍弃那些他不大情愿看到的东西，于是我们在他描述定县秧歌所反映的民众渴望的同时，也就看到了一组复杂的观念结构。从欧达伟所给出的民众观念结构中，一些原先我们以为是民众思想主流的方面不久就被另一方面的力量所抵消或销解了，由此乡村戏曲才能成为一种“无害的空想”。认识到民众思想的这种奇妙结构可以使我们更为有效地理解、把握民众心理的整体。《史论》全书共分四章，这四章原是四篇独立的论文，四章的题目分别是：第一章〈中国民众的道德观〉。第二章〈中国民众的恋爱婚姻观〉、第三章〈中国民众的正统与非正统观念〉、第四章〈中国民众的创业观〉。本文主要是对其中第一章（英文原名〈 The Moral world of Hebei Village Opera〉）的评论，我以为， 这一章的内容最能体现作者思考的深入以及思想的深刻。这一章又分为三节，三节的题目分别是：第一节〈家庭：孝道伦理与隔代冲突〉、第二节〈社会：信守道义与为富不仁〉、第三节〈宗教：现世神坛与超现世的神佑〉。这三节文字分别讨论了不同思想领域内民众伦理思考的不同取向，通过欧达伟的描述与分析，我们发现，民众道德思考的不同取向之间的关系既是相互融构的，也是相互冲突的，进而不同的伦理冲动和道德力量最终竟可以相互解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