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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学界对于“加州学派”的理解和误解 国内学界对于“加州学派”的译介虽然只是近几年来的事，但其学说却很快为相当多的国内学人所了解。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国内学界对于“加州学派”的态度始终显得非常暧昧，即一方面为“加州学派”新颖的观点和方法论所吸引，另一方面在许多问题上又似乎很难与其达成共识。当然，在对“加州学派”的批评和质疑中，不乏深刻而敏锐的洞察，但一些理解的偏颇和概念的误判也同样有待澄清。 第一，“加州学派”关注中国研究并不等于构建“中国中心论”，相反是要在一个更加宏大的全球视角中看待中国问题，重新估量中国在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加州学派”虽然钟情于中国研究，但在相关的学术论著之中，几乎所有作者都极力避免使研究囿于一时一地的特殊经验，他们笔下的中国实际上都拥有一个以全球为视野的参照系。在这个参照系中，中国经验是检验外部世界的标准，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也是检验中国的标准。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在以欧洲为标准的历史比较之中，我们往往更容易看到中国与欧洲的差异，以及中国相对于西方的“劣势”。而这种互为主体的双向对比，却使我们看到了前近代中国与欧洲的诸多相似之处，甚至看到了中国独特的优势所在。 比如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明清时期的小农家庭经营往往会给人造成效率低下、结构脆弱的印象，但在中西互为主体的比较之中，研究者会发现，当时欧洲的一些地区也面临着收成不稳定、产出有限的情况。又如人口控制的问题，双向的比较会让我们认识到，中国并非缺乏有效的人口控制机制，只是控制的方式与欧洲大有不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将中国与欧洲的历史拉平，也并不是暗指共同的问题就不是问题，而是促使我们去重新思考，以前一直被视为“特殊”的一些经验究竟在何种意义、何种程度上是特殊的?在将历史焦距拉长拉宽的情况下，我们对那些曾经被认为阻碍或推进现代化发展的因素，是否还会产生相同的观感?在一个对于中国和世界进行双向对比的视角中，以前基于“西方中心”或“中国中心”的前提所做出的结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需要重新评估? 王毅曾将“加州学派”与国内老一辈的经济史学家进行比较，认为“加州学派”“没能深入到历史发展的脉络之中”。【10】殊不知，这样的批判是应该有前提的。深人体察历史发展的逻辑自然是至关重要，“加州学派”一些学者基于二手资料甚至是意识形态的倾向所得出的结论，的确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但如果仅仅纠缠于理解中国经验方面的偏差，而忽略了“加州学派”超出于中国之外的研究视角和问题意识，则无异于以己之长，攻人之短，对于国内学界研究方法的转换和新的学术增长点的发掘并无裨益。而且，不同时代的学者使用着不同的材料，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也有着不同的理论和现实诉求，前辈学者在他们所拥有的条件下做出了杰出的成就，这是后来的研究者所必须尊重的。但如果以此作为不可变易的研究范式，则无异于刻舟求剑。 第二，强调中国经济曾经有过的发展，不是暗指中西最终会走上相同的道路，而是要去除一种“脸谱化”的中西二元对立，从而揭示出中国历史独特的发展逻辑。 对清代中国经济社会的高度评价，是“加州学派”受到国内学界质疑最多的地方。然而，这种质疑似乎又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依据前沿的社会科学理论和坚实的实证研究所提出的，这类学术论著往往十分敏锐地指出“加州学派”在理论取向和实证研究方面的诸多问题，为我们恰如其分地评价“加州学派”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另一类则是来自于人们心目中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于中国历史的看法。这种看法深植于“现代化”的历史语境，在近百年来历次以“自强”和 “现代化”为号召的历史潮流之中不断被强化。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将“现代性”作为人类历史终极的归宿。因此“传统”被抽象为“现代”的对立物，“现代性” 到来之前的“中国”则被抽象为“西方”的对立物。于是，前近代的中国就被描述为经济低迷、文化保守、制度建设滞后等等。【11】虽然在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就已经开始对传统经济的特点及其现代化道路做全面的再认识，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小农经济、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等问题都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12】但是这种由来已久的思想倾向仍然或隐或显地存在着，并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研究者们对于前近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观感。 这样一来，中国学界与“加州学派”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既亲和又疏离的关系。一方面，“加州学派”之所以能够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问题意识和具体结论与1980年代后的国内社会经济史研究确有诸多暗合之处;另一方面，国内学界对于“加州学派”的质疑，除了实证研究的分歧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在于，国内学者(或者说是接受了“传统一现代”二元预设的学者)在看待中国历史的方式上与“加州学派”有所不同。 除了具体结论之外，一些学人对于“加州学派”的整体诉求也存在着先人为主的误读。如美国学者黄宗智(Philip C.C.Huang)曾批评“加州学派”“用市场经济来连贯灿烂的]8世纪中国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凭此打造一个用市场经济推动的非常强大的中国的前景”。【13】然而实际上，“加州学派”的终极目标既不是构建一个“灿烂的18世纪中国”，也不是用历史上的经济发展来影射一个美好的未来，而是探求一种更具包容力的解释框架，既能正视中国经济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发展，又能十分恰当地界定这种发展所能够达到的限度。 为此，“加州学派”引入了“斯密型成长”的概念。这是一个张力很大的概念，它区分了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经济发展，从而一方面使研究者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和评估前近代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通过对不同国家经济发展历程的对比，又揭示出这种成就的难以预料的前景，划清了前近代经济发展与近代经济转型之间的界限。这实际上提供了一套更加细腻的评判标准，在其指引之下，研究者不再拘泥于“传统还是近代，发展还是不发展”这种二元对立，而是在共同的发展之中区分不同的动力机制，在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中寻找有别于“现代化”的多元取向。这样，各个国家经济和历史的独特发展逻辑就逐渐显现出来。而这种“大胆推翻成见，小心自我约束”的历史叙述也正是 “加州学派”的匠心独运之处。 另外，在“加州学派”的大部分论著中，作者都本着严肃的学术态度，十分谨慎地把他们的结论限制在前近代中国的时空范畴内，如李伯重曾深入地批驳黄宗智的“过密型增长”理论，但却非常明确地指出，他所要论证的只是这一理论“不适用于明清江南农村经济史研究”。【14】当然，在充分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加州学派”学者也并不回避用其结论关照现实，如李中清、王丰在《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一书中，就追溯了“中国过去存在的人口体系留给当代的遗产”，探讨了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控制机制与当代人口增长和计划生育政策之间的微妙关联。但作者并不是站在“直线发展”的立场上论述这个问题的。他们既看到中国历史上的集体机制使人口得到控制的一面，又看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口在新的集体机制下失控的一面;他们既承认就人口控制问题而言，历史与现实是无法割断的，但是又十分关注这个历史脉络之间的各种干扰因素，极力避免将这种关联绝对化。 实际上，几乎每一个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之间都是血脉相连的，在“加州学派”之前，国内学界也普遍地采用这种思维方式来探讨中国的历史。因此，简单地以“连贯18世纪的中国与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来指责“加州学派”是有失偏颇的，我们更应该关注“加州学派”的学者在阐述这些问题的时候是否小心地把握了论证的分寸，是否恰如其分地约束了其结论适用的边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