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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尚，犹风气，是一定时期社会流行的风气和习尚，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它随社会变化而变化。晚清风尚经历了从“扬”到“洋”再到“新”的过程。其“洋”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之下发生的变化，它伴随社会的动荡与变迁而逐渐趋新。同时，风尚变化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且呈现变动不居的态势，这种态势一直持续到民国时代。 风尚研究历来不为史家所重。又，由于风尚、风俗常相混淆，其理论界定尚待进一步研究，所以，迄今风尚以及晚清风尚仍乏综合、专题式研究。[1]本文试图对晚清社会风尚变迁做简单勾勒并就教于方家。 一、甲午战争前社会风尚的大致趋势 嘉道迄甲午战前，社会风尚呈现几种明显的发展趋势，其一，愈益从传统的“淳厚”走向“浇漓”，这也是历朝历代中晚期都曾经发生过的变化，只不过“浇漓”的程度有所不同。其二，在“浇漓”的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认同发生了从“扬”到“洋”的变化，这是在外国器物乃至观念的影响下发生的变化，它使晚清时代的风尚变迁走上了一条与传统不同的道路，即风尚的变化不再沿着传统的轨迹循环往复，而是朝着新趋向发展。第三种趋势伴随第二个趋势，或者说两者前后衔接，也就是在追求“洋气”的氛围里，人们逐渐接受了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为甲午战争后趋新的时代潮流奠定了思想基础。 甲午战前风尚的变化速度缓慢，西方器物的影响相对大一些;变化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少数近代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对其它地区的辐射作用不太明显。这不仅与风尚变化的程度有关，也与风尚传播载体——各种传播工具欠发达、近代新式学堂尚未普及、受新思想影响的学生未能构成规模较大的群体等因素相关联。所以，这一时期无论地方志、宗族谱论，甚至文人的笔记、日记，都很少见到新风尚的记录。即使有一些变化，也以传统色彩为多。 1.“淳厚”到“浇漓”，世风变化的一种趋势 世风浇漓是晚清社会风尚变迁的重要趋势，它与历朝历代中晚期经常出现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现象有很多相似性。 嘉道以后，文人笔记中世风颓败的记载多了起来。“风俗之坏，其起甚微，皆视乡先生为转移。乾嘉以前，阛闠之子，虽拥厚资，士大夫绝不与通庆弔”，“道光间，士人一登科第，择乡里之富厚者，广送硃卷，不问其出身奚若。喜单称谓，随意填写贵眷弟、贵眷侄字样，甚且结为婚姻，服饰起居，一派市井之气，令人不可响迩”。[2]嘉庆年间，官吏、士大夫与富商贵贾联姻的记录时有所见。[3]官商联姻、官商结交的现象不仅打破了官商之间势若悬隔的社会地位，反映了社会生活中一种新人际关系，而且也反映着商品经济发展，商人地位相对提高，社会等级发生的某些新变化。这种现象是明清以来社会阶层地位发生变动趋势的继续，是经济实力变化带来社会地位的调整。沈守之用“市井之气”来概括这种变化，是不准确的。 甲午战前世风浇漓、人心不古有以下几种重要表现： 其一，奢靡之风四下蔓延。道光间南河风气奢靡甚，“凡饮食衣服车马玩好之类，莫不斗奇竞巧，务极奢侈”。河厅“买燕窝皆以箱计，一箱则数千金”，“即席间之柳木牙签，一钱可购十余枝者，亦开报至数百千，海参鱼翅之费则更及万矣。其肴馔则客至自辰至夜半不罢不止，小碗可至百数十者。厨中煤炉数十具，一人专司一肴，目不旁及，其所司之肴进，则飘然出而狎游矣”。[4]仅此已见晚清河政何等腐败。 奢靡之风不仅在居显位的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中流行，甚至影响到平民百姓，只要“稍见饶余，辄思华美，日复一日妄费愈增，人复一人摹仿务过”[5]。江苏扬州地区“承平时俗尚奢华，画舫歌声，红桥月色，真足令游客销魂”，奢华成为一种风气，也成为下层百姓谋生手段，“凡在中人以下之家，养女必先教以歌曲，女往往有巨商物色，可立致万金。不则入平康籍，亦能致富”。[6] 要享乐必须有钱，各级官吏俸禄低开销大，所以，操守常不能自持，不择手段地弄钱成了风气，甚或贪污舞弊。 世风浇漓的第二种表现是上下交争利。嘉道时，好利成为风气。管同说：“今之风俗，其弊不可枚举，而蔽以一言，则曰好谀而嗜利。”[7]在湖广任上的总督毕沅、巡抚福宁、布政使陈准人称“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张集馨年谱》“对官场鬼蜮情形，刻画入微，不亚于清末之《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8]。他总结说道咸时期的为官者，多半是一举手只想要钱。即使稍有廉耻，也往往自持操守气节，并不关心公事，“士大夫中性耽风雅者，往往假精庐古刹，流连觞咏，畅叙终朝”[9];没有廉耻的则蝇营狗苟，无所不为。咸同以后，“士大夫罕以节气为重。见夫赫赫隆隆者，辄卑礼哀辞，求其援引，甚至结为师生，誓为父子。一旦致身通显，则又愧其从前，而思有以自异，于是貌为恭顺，阴肆挤排”。[10]人心不古，游手之辈自然多了起来，“京朝诸贵公子，多以轰饮徵歌为乐”[11]。他们提笼架鸟，斗蟋蟀，跑马走狗，无所事事。“俗喜夸诈，尚奢靡”，社会风气被一种重享乐、尚消遣的气氛所笼罩。这些风气一旦进入官场，便写就了晚清统治阶级的腐败。 晚清世风浇漓还表现是贿赂公行、腐败之风盛行。政治腐败不始于嘉道，但到嘉道时期更为严重。当是时招权纳贿，攘窃营私现象十分严重。一些人“循默尸位”，一心只想保住自己头上“红顶子”。有名的三朝元老曹振镛的为官之道是“多磕头、少说话”，所以民间讥讽道：“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12]仕途披靡，风骨消沉，社会政治如何振作?无怪有人反映，当时九卿会议，往往只是一、二个王公枢相主持，剩下的仅“占位画诺”而已。当这些习气成了为官者汲汲钻营的“政务”，又有谁来关心国计民生呢! 世风浇漓的第四个表现是赌风日炽。晚清社会不少人热衷赌博一途。道光年间，“俗尚叶子戏，名曰马吊碰和。又有骰子之戏，曰赶洋跳猴……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编氓徒隶以及绣房闺阁之人，莫不好赌”。[13]同治时，“扬州赌风最盛，近日有摇摊之戏。官与商每合为一，以资财角胜负”。[14]1867年，港英当局因为禁赌命令名存实亡，只好宣布开赌禁并照章纳税。同一年，新任苏松太道丁日昌下令在辖区内禁赌，禁令虽严，但是，一些不法的赌场老板干脆挂出外国招牌，以期掩护。另外，北京、广州、武汉、天津等大城市，赌风也是愈刮愈盛。流行的赌博形式五花八门，如麻雀牌、花会、纸牌、骰子、摇摊、马吊、牌九、围姓以及斗鸡、斗蟋蟀等，差不多各省都流行着一种或几种样式。自开设租界以后，外国冒险家将洋式赌博引进中国，使中国的赌业发展到新阶段，不但原有的各种赌博形式继续保留下来，还出现了赛马、跑狗、“回力球”、“摩洛哥蒙特卡洛大轮盘赌”等大型赌博形式。由于利益所在，赌博之风越发难以控制。1884年以后，清政府索性开禁，使赌博合法化，成为国家正式税收来源。从此，赌博成为晚清最严重的社会痼疾之一。 “浇漓”成为世风变化的趋势，也成了反映政治统治能力的晴雨表。尽管乾隆以后的几位皇帝依然“宵衣旰食”，想使大清王朝的江山千秋万代，但在已经变化的时代，他们治理国家的办法总显得落伍，总显得力不从心。社会风气终于在无奈中走向浇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