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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燕京]晚清社会风尚及其变化(4)

http://www.newdu.com 2017-11-07 近代中国研究网 2007-9-22 孙燕京 参加讨论

    由此观之,即使是同样的经济条件、同样受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对待丧葬的态度也可能分成完全不同的两种。有学者指出中国近代存在着明显不同的两个世界——中国传统社会与变化了的“洋世界”,从结论上看是不错的,但是,构成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却不稳定。有些人在物质生活、政治观念上属于“洋世界”,但在习俗礼仪上却固守旧世界的规矩,每当此刻,传统世界与洋世界的划分便无章可循。凡此说明,过渡时代有许多超出规律的特例,对于这些特殊的、具体的情况需做具体的分析,才有可能对晚清社会做出更接近实际的判断。
    近代社会转型剧烈,社会生活变化大,新生活方式、新思想、新文化传输快,很多思想观念没有来得及经历传入→→消化→→心理积淀的过程,而是像风一样吹过,使这些思想或多或少带有一些浮光掠影的性质,反映到社会风尚方面就出现了一些浮躁气息,不少人受它的感染,表现为躁动不安和急于求成。
    比如,急于发财的心态。晚清“风俗敝,人心变异无常,巧滑嗜利之徒,其始出于官商,其后执艺者窃其余智,诈取人财”。[45]风尚重养生,于是有人利用人们追求健康长寿的心理,靠虚假广告宣传手段发财。“上海各药房之药,自燕窝、糖精以狡术获利,于是牛髓粉、牛骨粉、亚支奶及各种戒烟药水相继而起……有黄某者,乃创为□□补脑汁(西人呼黄之音近□□,故用以为号),遍登各报告白,盖其资本惟此而已,事颇获利”。[46]有人专门从事坑蒙拐骗活动,“清季四马路一带茶寮酒肆,往往有衣服华丽之人,满口大言云:‘某观察我戚也,某总办我友也。’乡愚不知,多为所惑。有托谋事者,有托关说者,必须先付谢仪若干。迨一经到手,即不见面”[47],“遇有机会,遂出诳骗之途,攫巨金去,而身飘然莫知所往”[48]。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动,用“现代”或“旧式”手段诈骗钱财的人多了起来。
    社会风尚的任何变化,都有赖于物质技术水平的提高。甲午战争前后社会风尚之所以有较大的不同,固然有思想震动大,人们有感于日本的崛起而认识到学西方的重要与紧迫,同时因为洋务运动历经30多年、社会物质环境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环境的变化带动了物质生活的种种变化。服饰的更新,新饮食方式的出现,建筑风格的改变,新式交通工具的引进,都是以物质技术水平的提高为前提的。而它们一旦出现并日益扩大,必然给民众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使民众从新奇到欣赏再到接受。这种心理影响逐渐演变成观念变化,并在他们行为方式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且,越到后来,变化的幅度越大。当然,晚清社会风尚变化的整个过程显现了一种无意识的、潜移默化的状态。在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不高的情况下,能否接受并形成新风尚还受到生活条件的限制,所有的变化只能在一部分地区、特定群体中流行。这也是新社会风尚流播不广的重要原因。
    3.新观念、新风气的萌动
    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变化与新观念、新风气的传播密切相关。许多变化与传统全然无关,完全是外来的。
    比如美容风气的传播。20世纪初,一些外国整容师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招揽生意,有钱人妻妾小姐趋之若骛。再比如,社会保险业的发展,它肯定不像爱美的观念那样容易被人接受,因为它是花钱买“未可知”,属于较深层次的新观念。甲午战争后,外国人在华开设保险公司的情况多了起来,说明一小部分中国人的保险意识明显增强。[49]
    新的时间观念,也是晚清诸多新变化中的一个。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是和天体运行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吕氏春秋》中讲“审天者查列星而知四时,推历者视月行而定晦朔”。知四时的目的是制订精确的历法以满足农业耕作的需要,因此,古代天文学的发达是农耕文化的一个标志。很自然地,人的出入行藏也应该与日月星辰的运行相协调,28星宿周而复始,因此,中国传统历法没有7日一休息的概念,而是根据农业社会生产、生活的需要安排作息。戊戌时期,全国各地成立了许多学会,它们或研究学术、或传播知识、或以改良社会风气为己任。部分学会用西方星期的概念组织活动,于是就把7日一休息的时间观念传输进来。一些新式学堂也规定星期日不上课。这是公休日制度的起始。1902年清政府首先在教育界确认了这一制度,以后逐步推广到全国。
    新的时间观念还包括年代(10年)、世纪(100年)概念的使用,包含着对生命的新看法。这些为社会生活带来了新的风气,直接影响了辛亥前十年革命党人的时间观,对后人“只争朝夕”的思想也是重要启示。
    知识分子所读书目也反映了晚清新观念、新风尚的形成。仅以孙宝瑄《忘山庐日记》所记书目为例。甲午之前,他读的主要是古书,如《左传》、《明记》、《明史》、《月赋》、《北山移文》、《游仙诗》等,[50]甲午之后,所读之书不仅牵涉时务,而且西方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书籍明显地多了。从1894年末开始,他日记所记之书多数变成了《危言》、《西事类编》、《时务报》、《日本外史》、《万国公报》、《心灵学》、《万国近政考略》、《几何原本》、《交涉公法论》、《天演论》等,都是那个时代关注时事的知识分子爱读的新书。能够反映新书目的还有刊登在各类报刊上的新书广告,以1898年《申报》刊登的书籍广告为例,先后有《中西算学丛书》、《博物新编图说》、《洋务经济通考》、《西学富强丛书》、《洋务时事汇编》、《大东合邦新义》、《俄土战纪》、《意大利侠士传》、《南海先生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日本旧目志》、《春秋中国夷狄辩》、《中西学门径》等,多属于新学一类。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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