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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在跨越汉文而进入其他多种语言的翻译方法中，我们可以概括出三种基本惯例。第一种是利用既有的汉文译本来进行基本的外文翻译；第二种是从口头的原语言直接翻译为目标语的文字，比如说从达斡尔语翻译到英文；第三种是利用书面(或经过编辑的)双语译本来进行翻译。 那么，按照民族志诗学(Ethnopoetics)的要求，同时根据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y Foley)提出的“口头诗学”而言，我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翻译手段才是最佳的选择呢？在不同的情况下，哪种翻译方法是可取的，哪种又是应该规避的呢？在此，我想提请大家注意的是“民族志诗学”(Ethnopoetics)运动。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诗人杰诺姆·鲁森伯格(Jerome Rothenberg)和丹尼斯·特德洛克(Dennis Tedlock)率先掀起的这场运动，倡导高度重视口头诗歌，尤其要在世界范围内对少数民族族群的口头诗歌给予新的关注，当然后来加盟的还有戴维·安亭(David Antin)、斯坦利·戴尔蒙德(Stanley Diamond), 加里·辛德尔(Gary Snyder)和纳撒尼尔·塔恩(Nathaniel Tarn)等人。《黄金时代：民族志诗学》（Alcheringa: Ethnopoetics）在1970年面世，成为该学派崛起的标志，随后这个刊物成为民族志诗学的一个核心论坛，相继发表了各种各样的少数民族诗歌译文，分别来自澳大利亚、非洲、南北美洲，以及其它国家的语言传统。至今在一些网站上还能听到民族志诗学的声音，比如说杰诺姆·鲁森伯格主持的Ubuweb: ethnopoetics网站(www.ubu.com/ethno/)。 作为“民族志诗学”主题研究的继续，弗里教授最近出版了一部题为《怎样阅读一首口头诗歌》(How to Read an Oral Poem，2002)的新著，进一步号召对全球多样化的口头诗歌予以关注，并提升到一种新的层面上来加以鉴赏。在书中，他提供了一份“口头诗歌”(在他看来)的目录，其中包括：1)与书写没有发生直接联系的口头传统作品；2)与书写有某种联系但通过口头方式表演的作品(比如说手稿、提词者所用的剧本等)； 3)用于大声朗读的书写文本；4)带有口头传统特征的文学作品，如荷马的《奥德赛》(Foley 2002)。在这种分类标准下，很大一部分的“书面文学”可以被视作“口头文学”。如果我们看一看中国传统中的古典诗歌，其创作的特点之一就是为了大声吟诵，还有白话小说的写作方式也与口头述讲的风格相似，更不用说弗里分类法中的前两项，所涉及的口头作品或与口头传统有关的作品，也是极其浩瀚的一笔财富。如果参照弗里的标准，中国的口头诗歌传承也同样有着惊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此，我想在答问的时间里再和大家继续讨论）。这仅是我自己的一些初步想法，也希望能听到你们的意见。 在这一点上，我想对不同情境下的中国少数民族资料的英文翻译作一些简短的回顾，尤其是对上述“文本化过程”中的具体实例而言。这些例子将有助于进一步讨论在汉语语境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和地方口头文学的翻译步骤。在世界范围内，不同的传统都能够提供更多的例证，这可以在芬兰民俗学家劳里·杭柯(Lauri Honk）的著作《口头史诗的文本化》(The Textualisation of Oral Epics, 2000) 一书中读到。 首先，我想跟大家讲一讲我自己曾参与的《达斡尔民间故事》的英文翻译经历。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广西大学生活过一段时间，在一个进修课上认识了一个名叫苏华兰的达斡尔族学生。她给了我一本由孟之洞(Mergendi)翻译的《达斡尔民间故事选》。我们开始一起翻译这本书里的一些故事，通常情况下是一道工作。我会先用中文读一遍，然后我们一句一句的翻译为英文；有时遇到不清楚的地方，我们会用汉语讨论。然后，我作译文的打磨，她再进行校对。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到了内蒙古，在呼和浩特见到了梦之洞。虽然没能到达斡尔地区看一看，但是我有幸拜访了一个达斡尔家庭，孟教授用了好些时间向我介绍民间故事和达斡尔文化的方方面面。1984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达斡尔族民间故事》的英译本，我和孟之洞的一些讨论也出现在序言中。其中，我也以达斡尔语／汉语的双语对照体例来检验其中的一个故事，以便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其原有的风格。在孟教授的帮助下，我们在中文译本中将一些语词还原为达斡尔语。举其中的一个例子来说，在蒙古族和达斡尔族民间故事中的“多头魔怪”(蒙古语是Manggus)，在英文译本中我们用了“mangie”一词。然而，我却希望我当时能够将这些故事直接从原来的达斡尔语翻译到英文。因为当达斡尔语被译成汉文的过程中，依循“正确汉文”的某些特征，这些文本中的原有语法和明晰度不得不有所改变；在某些情形下，为了让某个故事适从印刷和出版所要求的体例，整个原文的意思被改得面目全非──更不用说因其他原因而在编辑上作的改动。当然，即使是从达斡尔语直接翻译到英文，以上的现象也会发生，尽管会少一个步骤。 由于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差异，在汉族地区的田野工作也会像在少数民族地区一样遇到类似的问题。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苏州进行评弹方面的田野调查。此行我在该地区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在当地采访了很多的调查对象，并与当地的专家、学者一道将苏州特定的表演语域从地方方言翻译到英文，在田野过程中还大量地使用了录音和录像手段。现在的出版物中，大多数的苏州评弹是以标准汉文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只有很少的苏州地方用词得以再现。相比之下，我所采用的翻译程序更加接近那种被我称为是一种“理想”的翻译方法，虽然我不得不以本土调查对象提供的信息来弥补我有限的苏州话能力，他们往往与我用标准汉语来进行讨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