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文化研究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思潮，其源于时代变迁引起的社会生活的转型与文化自身的变化。无论从什么意义上看，现代文化总是与传媒密不可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传媒文化的概念充分体现了这一关系。因此，传媒研究的文化转向势在必行,这种转向打破了传统学科的界限，为传播和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和研究方法，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究传媒文本背后的权力关系，使传媒研究从“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 [关键词] 文化研究；传媒文化；文化转向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 0766 (2006) 04 - 0123 - 06 一 文化研究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一个重要转向。人文社会科学20世纪曾经历了一系列转向，比如“语言转向”和“后现代转向”等。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出现了文化研究的热潮，许多人文社会科学把自己的学科纳入大文化的背景下加以研究，我们称这种学术思潮为“文化转向”。 从广义上说，文化研究可以看作是对于文化的研究。这样的文化研究在19 世纪就开始了。1871年，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文化的起源》一书中，将文化定义为：“文化或文明，从其广泛的民族志意义上而言，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1]这一定义被认为是最早的现代定义。但如今风靡一时的文化研究，一般认为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创立为标志。该中心成立于1964年，以雷蒙德·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及斯图亚特·霍尔为代表。1972 年该中心发表第一期《文化研究工作报告》，宣布“将文化研究纳入理性的地图”。以该中心为主的研究学派被称为“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或“伯明翰学派”，其影响后来扩展到其他国家尤其是澳大利亚和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文化研究热潮。“它上承利维斯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往下则蓬勃发展，穿过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一路纷争，成为当代学术的显学。”[2] 不过，文化研究不等于伯明翰学派的研究，尽管该学派为文化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从源头上讲，文化研究没有“绝对的开端”。利维斯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对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进行批判，显示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二元对立。而伯明翰学派企图建立一个包括所有文化的共同领域，拒绝将文化神圣化，充分肯定大众文化本身的价值。伯明翰学派的发展，始终与结构主义、符号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和学派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法国结构主义对文化研究影响深远，霍尔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一文中，把结构主义作为文化研究的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之一，另一种是文化主义。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中，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鲍德里亚的消费文化、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等都对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殖民理论及其表意实践、“东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批判、第三世界文化研究、公共领域的讨论、族裔和民族身份研究、以研究女性批评和写作话语为主的性别研究、传媒尤其是影视传媒的生产和消费等大众传媒研究等等，都进入了文化研究的视野。总之，狭义的文化研究就是指英国文化研究学派，而广义的文化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社会思潮和方法论，也就是以文化的视角来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包括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派、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 由此可见，文化研究不像传统学科，难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和相对固定的范围。柯林·斯巴克斯在《文化研究的评价》一文中说：“在任何精确的程度上界定文化研究都是极其困难的。给文化研究画一条清晰的线索或说我们从一个侧面发现文化研究的适当领域是不可能的,指出足以标志文化研究特征的整齐划一的理论或方法也是不可能的。由来自文学批评、社会学、历史、媒介研究等的观念、方法和关切组成的地地道道的大杂烩，都在文化研究的方便的标签下面杂陈在一起。”[3] 詹姆逊在《论“文化研究”》一文中也有近似的论述：“文化研究可谓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最好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入手，将它视为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理论化地将它视为某种新学科的规划图。”[4] 如今，文化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多数学科结成了同盟，“它从社会学那里吸收了大众文化的制度分析，从文学批评那里借鉴过来文本分析的方法，从政治经济学那里承接了文化意义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流通分析模式。在方法论上占据主位已有时日的霸权理论，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反集权、反等级、反规束的后现代作风，则明显带有福柯、德里达、哈贝马斯等一批后现代哲学家的思想印记。”文化研究作为全球性的学术思潮,游走于各学科之间，表现出巨大的活力和学术创造力，为我们提供了比传统研究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新的研究模式。文化研究更加注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化场，打破各学科的自我封闭状态，尽管它不可能取代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但是文化研究使这些学科表现出新的创造力。 那么，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何以兴起文化研究的热潮，文化转向何以发生呢· 变化首先源于当代社会生活的转型，文化本身的日益重要性。三十多年前，麦克黑尔就说：“我们的时代可能是人类经历中最为关键的时期之一。处在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过渡时期，我们确确实实濒临整个人类状况的伟大转变。”[5]这个转变就是我们迎来了文化的时代。“当20 世纪60、70 年代的后工业热情让位于90 年代和新千年的后现代焦虑时，当经济和政治的乐观主义让位于环境和人文的悲观主义时，对于文化的认识已经开始深化，文化转向悄然发生。以往，文化始终处于边缘，而此时文化已逐渐成为中心。文化，如同经济、政治、技术和宗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力量。”[6] 斯图亚特·霍尔指出：“文化已经不再是生产与事物的‘坚实世界’的一个装饰性的附属物，不再是物质世界的蛋糕上的酥皮。这个词现在已经与世界一样是‘物质性的’商品与技术的物质世界具有深广的文化属性。”[7] 文化研究的兴起，更是对时代变革引起文化变革的回应。“当今世界，社会结构、制度框架、经济方式、交往媒介、生活状态、心理需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实向文化、向学术、向观念提出了重新解释的需要。”[8 ]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媒介技术的进步，大众文化打破了精英文化的统治地位成为当今文化的主流，文化成为“人类生活的全部方式”，而传统的文化概念定位在艺术和美学方面，高雅和低俗二元分离。电视、互联网迅猛发展，文化越来越表现出影像呈现方式，视觉文化取代文字印刷文化成为读图时代的突出特征。后现代社会和消费社会的到来，催生了消费文化的发展，在解构和重构中，多元文化代替了文化的二元分离，各种亚文化兴起。在新的现实条件下的政治意识形态，全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边缘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以及新的生态文化，都已进入我们的现实生活。这些变化，必然要求新的理论对此作出回应，文化研究的兴起成为历史的必然,“不仅是对方兴未艾的大众文化、媒介文化与文化工业的回应，而且是对激变中的社会现实的回应与新的社会实践可能的探寻。”[9 ]当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要求文化研究打破传统学科的封闭性，从不同的学科汲取营养，因此，文化研究的兴起，还是“传统学术、传统学科自身内在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学科的‘内爆’涨破原有外壳的必然结果。”[ 9 ] 在这样的历史变化中，文化研究本身实现了三个“转向”：“一是从经典文化转向大众文化的研究，或从中心转向边缘的研究；二是从文字载体的文化研究转向影视、图像的现代文化的研究，使广告、绘画、建筑、影视、大众传媒、消费文化成为热门话题；三是从纯文学研究转向种族、性别、阶级、民族性、差异性、社区文化、媒介文化、女性文化和后殖民文化等问题的审理。这种新型的学术研究转型，形成了关于性别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种族文化差异研究、当代影视文化研究、现代消费文化研究等多种研究意向。在这不断置换的问题和话题中，文化研究改写着这个时代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进而改变着整个文化的基本走向。”[10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