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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的根据 综上所述，遗漏了的一个著述者就是我本人。在参与这场讨论的学者中，我想大概只有我是以研究两种古典语言──希腊语和拉丁语为专业的人了。我认为，以古典遗产为大旗去捍卫我们自己的文化，往往是过犹不及。我自己一直试图为古希腊人的天赋和才能加上一道与技术、社会科学和政治学相关的重音，而无涉于其玄学体系和道德价值──也就是说，不是为了柏拉图式的真善美，而是为了其语言交流和传播的具体细节。 从这种观点出发，我概括了一些可能适用于口承─书写等式上的理论规则，但这一等式仅仅与古代希腊字母文字的发明相联系。这里存在着一种可以理解的悖论，这一未来书写的手段，作为前文字时代的全面记录最早发生其功用。 在谈到古代希腊文字之前，让我回到业已使用书写体系的诸种文化，甚至追溯早于这些文化7000年的埃及、苏美尔、亚述[6]和希伯来时期的巴勒斯坦，以及其他一些地区。所有这些文化都曾经进行过使用文字的试验，因而它们也总是因为将自己提升到书写文化的位置而被世人瞩目──但我观点中的这一结论被人们极大地误解了。因此，我要求读者在关注古代希腊之前，先沿着人类这一物种的历史回到一百万年或更久以前。 进化被正确地理解为一个生物的进程，而非一个文化的进程。看上去似乎建立在这样的推想上：人类代表着一个物种，在大约为一百万年期间，大脑以一种能够感知的速率在一个立体容积中增长。随着这一容积的扩大，自然汰选赋予这一进程以一种优势，因为它提供了可以发出清晰语言的途径和手段。在我们的大脑与那些原始人类的大脑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也大体上呈现在这一容积中。在一般的通俗读物中，工具的使用是如此频繁地被用来鉴别人类优越性的线索，而这种优越性与这个主要问题并无关联，因为原始人类与其他动物物种也能够熟练地使用工具。 大脑的专门化，必然伴随着有声言语的发音器官的专门化。在整个动物王国里没有发现任何遥遥相似的现象。这种产生语言的工作器官，最初是用肺部推动一股气流，在将之强加于喉、舌、唇、齿和鼻等部位的同时，使之向着振颤、开、合、停顿的最大范围爆发。如果你自己进行这样的实验，就会发现简单英语的发音必需组合这些器官要素。大脑的容量，也是我们人类进化的一个必备元件。通过比较，可以显而易见地发现这种进化使大脑这一简单的容积培育出直立行走的人类。而语言是这一百万年的专门化成果，也就是说语言是我们这种物种成为人类的标识。 大概在7000年或少于7000年的时间范围里，人类这个物种学会了凭借手和眼睛去配合和补充耳朵和嘴的技巧，他们能够画一些细小的、可视的形状，以标记他们以前发出的和听到的声音，因此唤起对语言的记忆。在进化的漫长年代里，这种象形文字的完成仅仅只占有了何其短暂的一个瞬间！人类天生不是一个作家或者一位读者，而是一位说话者和一位听众。这不论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还是对7000年前的人类来说，都同样是真实的。按进化的时间而言，书写在其发展的任何进阶上，都不过是一个新贵，一种人工练习，一种文化作品，而非自然天成地赋予给了自然人。 以下的两个结论看来都与遥远过去的口承历史有关：第一，史前人类的社会是在语言的内部交流的基础上形成的，不论其社会成员是狩猎─采集者还是农夫，甚或农牧兼营者，这是一般都公认的。在无数个的千年里，他们管理着自己的事务──公共协约、风俗和财产，使得任何一个社会通过口头语言的单独使用就能正常运转。他们的行为举止、思想和反应都是按口头方式进行的。而那也正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继承，我们背弃这一点就会自危。以原始的、野蛮的、或无教化的标签来拒绝这一口头继承，肯定是错误的。列维─斯特劳斯过去所研究的不是“野性的思维”，而是“口承的思维”。 第二，由于我们的口头继承正如我们具备直立行走和使用双手的能力一样，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是否这样的一种继承就会迅速地被我们所称道的书写所取代呢？当人们面对古代希腊文字之前的所有书写体系时，往往都为阐释其中的拙陋、含混和晦涩感到困扰，此时思考这个问题是尤为中肯的。将人类社会惟独使用口头语言的无数个千年搁置到一边，人们或可得到这样的结论：从古代埃及文字和苏美尔文字到腓尼基文字和希伯来文字（更不用提及印度文字和中国的汉文字），这些社会里被使用的书写局限于祭司阶层或贸易界的精英分子，他们不怕麻烦地去学习书写。而法律、政府和日常生活的等等事务依然通过口头传播和口语交流去处理，这些情形也大量地出现在今天的伊斯兰国家，在中国也不少见。 一个更进一步结论与我们自身相关。现代教育的机制，将主要重点放在阅读与写作的快速掌握上，并以此作为中学课程和成年生活的准备。难道我们不该去思考在我们教育体制的管理上部署一些可能的前提条件以备发挥我们继承的口头天赋吗？我们发展的成年条件是否仍然能够在小学和在小学过程中找到一些线索，而不是推测在高中这一阶段才能获得书写的全面知识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