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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对开展社会调查抱有极大的热情和信心，他们纷纷参与各种社会实习工作。同时，燕大社会学系一方面积极与当时北平的各种机关、组织进行合作，以便给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另一方面又开展各项推广工作，如广为利用乡村建设派的基地，把开展社会服务工作和组织学生进行调查研究结合起来。北平沦陷后，一部分转移到四川的师生依然在成都周围设立社会服务部，继续坚持服务社会与开展实习相结合的道路。这条道路使很多学生受益，因为他们正是根据自己的社会实习工作才确定了研究选题。当然，实习并非是决定选题的唯一因素，但它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接触社会的机会，同时很多学生还通过社会实习工作检测了选题的可行性，并为进一步开展调查打通了很多必要的关节。 学生们获取调查材料的方式主要有问卷调查与实地调查两种，而在实际运用中，既有单独使用其中一种方式也有两者皆用的情况。相较而言，他们对实地调查方式的运用更为突出和鲜明，因此这里也就重点介绍这种调查方式。实地调查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与调查对象接近。这方面的情形不一而足。有些学生是通过与双方都有联系之人的介绍而接近调查对象的，有些学生则是利用实习的机会，借工作之便与调查对象有所交往，还有一部分是对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所作的调查。 在接近调查对象之后，如何取得对方的信任以获取真实的材料，就成为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对此，我们根据学生们对其调查过程的叙述，可以总结出他们常用的方法。由于他们所调查的一般都是社会下层人物，所以对于这一社会群体发自内心的同情是拉近彼此关系的最有效手段。他们指出，认真地倾听调查对象诉说不幸和不满，并表示出真切的同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他们以帮助，是赢得对方信任的最可靠方式。还有些学生特别指出，在调查农村时要放下学生架子，不能使用学生式的语言，了解并会使用农民的术语。有些学生还定期在村里居住，参与农民的日常生活。 为了获得真实的材料，学生们在与调查对象的谈话中，力求不表明自己的意图，而以随意、自然的谈话方式为主，诱导对方说出自己想要的材料，同时不当面记录，注意观察对方的表情及生活环境。为了证实访谈材料的真实与否，他们常向三、四人询问同一件事，或间隔很长时间再与同一人谈论同一事，以验证其说辞有无出入。在对一些活动、仪式进行调查时，他们会尽可能地亲自参与，这被称之为“局内观察法”。此外，学生进行实地调查期间还设立讨论班，以便从事调查的学生随时听取老师的指导以及相互交流经验方法。[10]（p6） 在具体调查过程中，学生们对社会调查的方法和理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首先，一些学生通过自己的调查实践对以前的调查及方法提出了批评。李有义就指出，李景汉的定县调查太偏于量的方面，“失之于片段、隔离”。 [11]（p5）周叔昭则指出：“一切材料用统计组织起来常使我们忽略了其中的动力关系”。[12]（p152）刘育仁认为，以往的社会调查大都注重量的记载，缺少质的分析，没有叙述与其他社会情况的关系。[13]其次，他们对社会学这一学科及社会调查的认识已与此前不同。他们一方面批评纯粹用统计方法、量的分析不能对事物有完整、全面的认识；另一方面指出这种社会调查只关注于社会问题，偏重实用，而不关注社会过程，不能发现人类生活的共同原理，不注重学理上的探讨。[14]他们有意识地采用功能派理论来指导调查及分析问题，把研究对象视为有机的、联系的、动态的，探析事物的结构和功能，并把这种理论和方法同社区研究结合起来，指出要认识社会，调查者应做“整体的、系统的研究”。[11]（p5）因此，学生们提出进行布朗所谓的“社会学调查”以反对“社会调查”。[11]（p6）而在把这一理论运用于实际的过程中，学生总结了其贡献和不足，即其固然注重文化内容、提倡实地研究的实用价值，但是甚少涉及历史，常陷于主观解释而过于抛弃了量的研究方法。[15] 通过这样的反思和讨论，学生们对调查方法的认识更为客观和全面，在运用上也更为纯熟。与此同时，燕大社会学系师生还很重视对调查技术经验的总结。例如，张绪生在《平郊村学龄儿童所受的教育》一文中共总结出11条调查技术与经验；赵承信专文介绍了人口问题的研究经验；“从事于实地调查工作已有五、六年之经验”的张世文也专门写了《农村实地调查经验谈》一文。[12]（p397）显然，这类举动为调查的顺利进行和不断发展提供了条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