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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应该说，这批调查最突出的特点，不仅在于它与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努力一起构成了中国早期社会学本土化的实践之一，而且是最具代表性并较为成功的实践。如果说诸如《江村经济》、《金翼》等经典之作是这种实践成果最为出色的代表，那么这些论文则活生生地体现了把西方社会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完整过程，也是社会学这门新学科如何在中国扎根的过程，因而完全可以称为更为基础和根本性的工作。 首先，这种调查包含了建立中国本土社会学的努力，对后来一些社会学分支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例如，毕业于燕大社会学系的严景耀致力于犯罪的研究，他最早地对北平犯罪现象进行了社会学分析，并进而研究监狱问题，还开设了“罪犯学”课程。在他的指导和带动之下，后来的学生们也多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关注犯罪问题，如周叔昭在《北平诱拐研究》中就从被诱人、诱拐人、诱拐过程三个方面来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诱拐行为与它种社会现象的关系；谢佑幼则在《女杀人犯的个案研究》一文中力图“从社会的下层、社会的背面，发现社会罪恶的成因”。这些研究把犯罪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分析其社会成因及社会影响，可以说是中国犯罪社会学的最早的探索和研究。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些调查在涉及很多民俗学、民族学内容的同时，还带有相当浓厚的人类学色彩，并成为这些学科的本土化源头之一。李慰祖在《四大门》一文中，对北平西郊农村的“四大门”信仰，即对狐狸、刺猬、黄鼠狼、蛇四种动物具有主宰祸福生死的灵异力量的信仰进行了探讨，详细描述了各种礼仪，分析了四大门作为一种信仰与它种宗教的关系及其在社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俗与社会生活。《一个村落社区产育礼俗的研究》一文，则是作者邱雪娥历时一年左右对清河实验区妇女生产及抚育婴儿的有关礼俗的调查。作者指出，这种对乡间产育礼俗的关注和细致描述，就是要“为民俗学、改良礼俗者及注意妇女儿童问题者”做出贡献。[16]（p4）此外，有关死亡、婚姻礼俗、北平和福州年节风俗、儿童生活中的禁忌礼俗等方面的调查，也具有一定的原发性意义。甚至还有学生提出，之所以应对乡间社会普遍存在的礼俗进行民俗学的研究，是因为“礼俗就是人类学家所说的文化，是民众们的历史，民众们生活的表彰”。[16]（p2） 在这个方面，最为人所知的成果是林耀华对其故乡福建义序的黄氏宗族村落社会进行的调查。而根据这次调查完成的《义序宗族研究》一文，正如庄孔韶所说的那样，可以说是“《金翼》的前奏，没有《义序的宗族研究》就没有《金翼》”。[17]陈礼颂的《一个潮州村落社区的宗族研究》也是关于早期宗族调查的一项重要成果。通过对斗门乡的家族及宗族结构、功能、家礼及婚丧习俗的调查，该文认为“斗门是宗法剩余势力下的父系宗族或家族的村落社区”。[18]（p6）所有这些研究都自觉地把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结合在一起，从而为推动这些学科在中国的扎根和发展做出了不凡功绩。 其次，学生们在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创造性思路，形成了若干极富价值的社会调查。在这方面，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开展个案研究时，出色地运用了口述史的方法。严景珊在《一个北平惯窃犯的研究》一文中完整地记录了犯人对自己犯罪生涯的回忆，作者完全用事主自己的语言来表述，不对材料做任何修改和分析。谢佑幼在对八个女杀人犯的个案研究中，对犯人自身生活及犯罪经历的叙述也以口述史的形式出现。在其他一些调查中，则常常通过附录的个案研究来保留口述史的内容。尽管这与当下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史方法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这些学生能够在社会学传入中国不久，就采用这种方式来呈现真实和客观的社会事实，不能不说他们具有相当敏锐的感觉和创造精神。 另有些论文在内容和分析方法上相当细致深入，且不乏反思和创新，富有启发意义。例如，李有义的《山西徐沟县农村社会组织》一文，力图对一县的农村社会组织做整体的、系统的、功能的研究，作者既考察了血缘、地缘、宗教三种组织在农村社会及农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又详细描述了这些社会组织的变迁。特别是在对婚丧等风俗礼仪的叙述中，作者对“绞脸”这一行为的解释颇为值得注意。这是因为，孙立平先生为了发现隐藏在人们社会行动背后的“微妙性”，曾提倡采用“过程-事件”的分析方法[19]，而李有义的做法恰与这一方法不谋而合，他通过当事人发现了“绞脸”这种行为背后的“隐密”，即那种更为真实的意义。由此可见，当时不少学生在实践中尝试的诸多探索，对现在学界认识社会事实的方法和角度仍有值得重视和借鉴之处。 杨庆堃的《邹平市集研究》是国内最早关于农村市集的研究，作者运用区位学的理论和功能派的观点，细致地考察了邹平市集的结构及各种活动，分析了这一农村市集的特点。作者调查了邹平县的14个市集，分析了它们的地理社会背景及区位配置，并用地图表示出每一个市集的位置及活动范围，接下来更从货物、交易、卖者、组织等因素来描写市集的各种因素，最后叙述了市集的自然历史，力图从中发现农村社会变迁的状况。这是一项为后来很多研究者所借鉴的成果，甚至还成为施坚雅（William Skinner）理论模式的起点之一。[20]（p8-9）直到今天，不少关于乡村集市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沿袭了杨庆堃开创的路径。 张宗颖在《平西村农事劳动研究》一文中，详细描述了此村的劳工如何工作，经营者如何经营，以及投资者、经营者、地主之间的关系，力图展示一个村落的“农事劳动制度的运用、演变以及其与外圈社区的关联”。[21]（p1）该文紧紧围绕农事劳动制度这一中心，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分析，无论从材料的组织还是问题发掘的深度上来看，都是一篇出色的调查。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通过自己的研究指出了西方“理性经济人”概念的不足，认为这一概念脱离了社会文化的因素而进行孤立的推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是不成立的。根据实际调查的结果，他还试图说明应如何在“文化布景”中来理解经济学上的三个问题，即生产四要素的配合、剩余价值理论、农村移民率因技术改良而增大的问题，指出经济学研究应与社会学密切结合。可以说，这种基于实际调查基础上的理论反思和修正放在今天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界也是难能可贵的。 最后，这些调查是对当时社会的记录，为今天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尤其是一些地域范围比较集中且数量较多的调查更是如此。前述有关农村社会的调查在这批燕大调查中数量最多，而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又是关于京郊农村的。这类调查内容细致且广泛，涉及到了土地分配、农村组织、养殖业、农具、农村性生活等诸多方面，从而为我们提供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资料。就数量上而言，有关农村社会组织的调查占了最大的比重，在较深的层面上展示了农村生活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除了前已提及的《山西徐沟县农村社会组织》外，《一个农村组织之研究》一文也是此类论文中价值较高的一篇，该文重点介绍了义坡会、红枪会、无极道会、村公所四种防卫和自治组织兴起的原因、目的、组织、工作情形等。另外，由于社区研究的开展，以平郊乡村为对象出现了一批数量和内容都相当丰富的调查，是研究民国时期京郊农村的珍贵材料。 早在30年代，黄迪就主要根据这批调查中的相关资料撰写了《清河村镇社区——一个初步研究报告》一文。此文在对清河实验区成立以来的研究做出回顾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村镇社区”这一概念，认为当时的研究“对于整个的‘村镇社区’则尚缺乏一种有机的看法和全盘的介绍”。[22]黄迪把清河村镇社区作为一个整体，描述了农家这一基本活动单位的生产和生活，力图展现一个作为有机联系整体的社区生活，从而成为对相关调查成果的总结和深入。建国以后，那些曾在《社会学界》上发表的文章得到了较多的注意，但多被用于相关学科学术史的回顾，特别是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都把这些成果视为其本土化之初的探索。就笔者目前所见，更多地利用具体内容特别是未发表调查论文的研究者尚不多见。国外惟有德国学者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曾注意吸收了有关北京产育礼俗的燕大调查，[23]国内学者只有杨念群在研究华北青苗会和京郊“四大门”信仰时参考了相关调查论文。[24][25] 总之，这些调查论文诞生于社会学刚刚传入中国之际，从而真切地再现了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怎样扎根于中国，怎样在实践中不断被应用、反思、改造、创新的过程，反映出了当时学人所努力的方向和方法。就此而言，他们留下的这些成果既是后人的起点，又对认识当时的历史有重要价值。他们是中国首批社会学研究队伍中最值得注意的阵容之一，也是最早采用实证方法来观察研究中国的一个群体，因此，他们的描述和分析与同时期其他各种社会调查一样，可以为我们清晰和准确地把握当时社会提供极大的帮助。 (文章来源：《北京社会科学》2006年8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