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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修延]中国叙事传统形成于先秦时期(3)

http://www.newdu.com 2017-11-07 文艺学网 2007-07-02 傅修延 参加讨论

    第三,先秦叙事在中华民族叙事思维上打下了根深蒂固的烙印,其形态、倾向与特征对后世叙事发生了深刻影响。
    传统的一个意义是它属于过去却不断作用于现在,本文之所以认定中国叙事传统形成于先秦时期,关键在于先秦叙事的许多基本特点为后人承传不息。在历史性叙事中,这种传统的惯性作用表现得十分明显。《春秋》为中国史传开编年体先河,其实质为“依时而述”。《国语》则体现了“依地而述”的思路,它先记周语,然后分别记述列国之语。“依地而述”不具备 “依时而述”的系统性,但避免了须在同一时间内记述多国史实的麻烦,可以实行集中程度更高的叙事。《国语·吴语》对吴王夫差的记述近于为夫差作传,这种对 “一人一事”的集中传述不但是对编年体的超越,同时也是以人物为纲提携各类事件的纪传体的先导。纪传体的雏形出现于先秦晚期的史著 《世本》中,它的“依人而述”由《春秋》的“依时而述”和《国语》的“依地而述”发展而来,这种囊括力极强的、能够各不相扰地反映各类事物在时空中连续性存在的纪传史体,经过司马迁的大力弘扬,最终成为煌煌“二十六史”一以贯之的定式。
    先秦叙事对后世文学性叙事的影响则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在大体上分为三类。一是形态上的影响。例如荀况《成相》摹仿的说唱艺术为曲艺之祖,曲艺后来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今天流行的还有400多个品种,其中绝大多数仍用“鼓”、“相”之类的打击乐器担纲伴奏,形态上并未发生很大变异。曲艺中的说书(唐宋时为“说话”)一支直接哺育了宋以后的通俗小说,在其形态上打下了深刻烙印,讲史话本的遗痕在明清章回小说中历历可见。由宋元讲史话本发展而成的章回小说中,涌现出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叙事经典。楚辞与《荀子·赋篇》对汉赋的影响亦属此类,《赋篇》携带有“赋”之所以为 “赋”的文学特征——敷陈铺排,《卜居》中的屈原一层复一层地抒发胸臆,已露出后世赋文奔腾汹涌的端倪。还须提到,《赋篇》、《卜居》中以客主问答之辞为开篇的做法,对后世叙事结构产生了持久影响,“遂客主以首引”成了导入正文的一种常用叙事手段。
    二是思维上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沉淀在不易觉察的意识深层,只有在将其拈出分析之后,才能显现其与后世叙事文学的联系。正因为潜藏得深,它可以顽强地穿透各种文体的壁垒,作用于后世作者的叙事思维。《山海经·大荒北经》中黄帝战蚩尤一节,隐藏着一个主人公搬救兵战胜对手的原始模式,这个模式在后世叙事作品中累见不鲜。《西游记》中孙悟空一身都是本领,但遇到对手后总是上天入地去搬救兵,这说明“搬救兵”作为战胜对手的必备程序,已经置入了中华民族叙事思维的“记忆装置”。《山海经》介绍神怪的外形时,其想象力往往表现为器官、肢体的变形与奇特,如人兽器肢的混合(“人面蛇身,尾交首上”)及器肢数量的增减 (“其为兽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为人一手一足”)等。古代小说主人公的面孔后面也似乎透出某类神怪的影子:《西游记》的主角分别是金蝉、猴精、猪妖与水怪,《三国演义》的刘备“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水浒传》的宋江“坐定时浑如虎相,走动时有若狼形”。《左传》、《国语》等先秦文献中,常以与动物相关的比拟 (“豺声”、“蜂目”、“熊虎之状”)来喻示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时至今日,我们仍喜欢用 “虎背熊腰”、“莺啼燕语”、“獐头鼠目”、“尖嘴猴腮”之类的词语来臧贬人物。
    三是倾向与特征上的影响。先秦叙事重视记言与对话,多用引征、意象与隐喻,提倡简练与含蓄,这些构成了先秦叙事的显性 “遗传特征”,它们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叙事文学。在这些倾向与特征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隐喻性叙事,它是先秦叙事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先民造字时就懂得让汉字构形部件相互发生共振,如将动态的“鹿”置于静态的“土”之上合成为“県”字(“県”的古体是“土”上有三只“鹿”),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小的叙事单元——鹿群在土地上奔跑带起滚滚尘土。以后隐喻性叙事又由 “字”蔓延到“词”,如卦爻辞中“飞龙在天”、“潜龙在渊”等意象,容易引人联想起异质而同构的人生境况;由寓言故事压缩而成的成语,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常备语汇,汇聚成了一个脍炙人口的巨型故事库。人们在使用成语时,实际上等于从中挑出某一故事,心领神会地传递不欲明言或不便直言的信息。再进一步,这种隐喻手段又由“词”扩大到“句”,如《诗经》中的“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与“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等,诗歌中的“兴”可谓最具民族特色的国粹,“兴象”与 “拟象”之间的共振,奏响了令人回味无穷的叙事和弦。
    先秦叙事的材料足以证明,中华民族使用的是一种最具叙事优势的语言,除了通常的信息传递方式之外,汉语的字词句还以独特的方式介入叙事。文学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凡是发扬了这种叙事优势的文学样式,其风格往往优雅蕴藉,如唐诗的主要 “法宝”之一就是隐喻意象的叠加与组合。而未能继承这种隐喻传统的文学样式则往往难逃訾议,如汉代赋体文学的一味铺陈固然实现了 “欲人不能加”,但也因此失去了用汉语叙事时那种独具一格的含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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