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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先秦叙事处于中国叙事史上的拓荒阶段，它播下的许多种子为后世叙事提供了丰富的生长点，它建立的一系列范型亦获得绵延不绝的发扬光大。 从发生学角度看，开疆拓宇时期出现的一些具体形态，常常会成为后人模仿的对象，其中初露端倪之物亦有机会发展壮大，由嫩芽长成参天大树。中国叙事文学中有不少东西伏源于先秦：后来那些逐渐定型的叙事手段与模式，那些包含着强大生命力的母题的故事，那些丰富性与复杂性都颇为可观的文学性格，在先秦叙事中多可找到它们的雏型与源头。提起叙事作品的开篇，我们会想到先秦时的 “遂客主以首引”；谈到结尾时的 “曲终奏雅”，我们又会想起“君子曰”之类的“卒章显志”。不管是在哪种文体中，中国人下笔时总会不自觉地按“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格局行事，历代（包括当今）重要的政治文告也常常从前人的贡献起笔，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史墙盘铭。所以有人这样描述：“中国人做学问的方式是靠历史叙事，先列举三代故事、先秦典籍、二十四史一路下来，然后续上你的当代叙事一小段，这样你才能得到自己内心承认的合法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建立起大家公认的正统性权威。”[1]再如，《氓》不仅以其“怨而不怒”为后世“怨妇诗”奠定了情感基调，它的“开端与结局复合”的结构方式亦为后世“蟠蛇章法”之祖，诗中讲述的“痴心女子负心汉”故事更成为文学史上不断重复的母题。像《氓》这样的篇章绝非凤毛麟角，由于处在历史长河的上游，先秦时期中每一个讲述得出色的故事都能进入中华民族的叙事传统，以其独特之处对后人发挥影响。 先秦叙事中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故事以“集团军”的方式存在。庄子有意识地将多个寓言故事聚拢在一起，这种集腋成裘的尝试发挥了“故事群”的威力；韩非、吕不韦进一步将“故事群”组织成“集团军”，使故事按题旨聚集成不同层次的“故事族”，最后归入一个庞大的“故事库”。《说林》、《储说》与《吕氏春秋》就是这样的“故事库”，它们反映出古人一种伟大的叙事追求——“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然而世上之事多如恒河沙数，人类实际上不可能真正用笔墨复制出另一个大千世界，所以庄子、韩非与吕不韦只能聊备其梗概。尽管如此，先秦时代建立起的这些巨大的“故事库”仍是中国叙事史上一道骄人的风景，它们集中了闪烁着民族智慧之光的种种寓言故事，“故事库”实际上就是“智慧海”，几千年后我们仍觉得需要从中汲取人生启迪。然而古人也未忽略故事的微观层面，《吕氏春秋》在“察微”类下记录了一个“卑梁处女”的寓言，说的是吴楚边境上的采桑女子因戏闹而生仇隙，双方的意气用事导致冲突不断升级，最终引发吴楚之间规模浩大的鸡父之战。这个故事不仅说明古人早有“防微杜渐”的意识，从叙事学角度看，它表明古人在先秦时代就注意到织成故事之网的细微行动具有无限丰富的可能性，宏伟的故事大厦是由一系列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砖石垒砌而成。 先秦的许多故事就单个而言不一定有很大意义，它们聚合在一起却变成了一片肥沃的“土壤”，后世叙事按以下四种方式在这片“土壤”上蓬勃生长：一是先秦典籍中关于某个事件的简单记述，经过后人不断的添枝加叶，最终发育成羽翼丰满的故事。孟姜女故事属于这方面的典型，最初它只是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中一个小事件（杞梁妻拒绝齐侯郊吊）![2]，经过两千多年来滚雪球般的连续性叙述，这段不起眼的记述变成了妇孺皆知的中国四大民间故事之一。二是先秦典籍中的故事本已具备相当基础，后世的倍加关注与反复叙述使其如烈火烹油。元代纪君祥据 “晋灵公不君”事写出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以后“赵氏孤儿”又随杜哈德（Du Halde）的《中国通志》飘洋过海，在18世纪的欧洲大放光彩。’[3] 三是后人讲述的故事虽与先秦时代无直接干连，其叙事策略却是来自对先秦叙事的借鉴。例如，《左传》叙事几乎涉及了冷兵器时代的全部可能行动，在它之后对实施 “空城计”等兵法的叙述往往很难摆脱它的影响。孙绿怡云：“《左传》中出现的战略、战术：兵不厌诈（僖公二十五年、哀公十七年），‘不备不虞，不可以师’（隐公五年），围点打援（桓公十一年），设覆诱敌（桓公十二年），骄兵必败（桓公十三年），空城之计 （庄公二十八年），设间用谍 （僖公二十四年、二十五年），连环计（僖公二十八年），……等等，皆被《三国演义》等小说采用。”’[4]P(134)四是塑造人物的策略薪尽火传，先秦时代的文学性格在后世同类人物身上继续生长。《战国策》（《秦策一》、《秦策二》）中的陈轸，可以看成《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形象的先驱，罗贯中正是汲取了塑造这种军师型形象的历史智慧，才能将智术过人的诸葛亮刻画得那么成功。同样，《吕氏春秋·离俗览·举难》中的齐桓公，也为后来刘备等求贤若渴的人主型形象描绘出了基本轮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