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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在中国大陆，多年来是作为一个“学科”来讨论和建设的。但是，如果换个角度，从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实践和理论成果来看，笔者更愿意将其视为是在大文化结构中研究音乐事象的一种方法。并且还看到，对这方法的拓展起根本性推动作用的，是民族音乐学思维方式上的特殊性。民族音乐学思维方式特殊性的突出特征，亦多重性。 多重性,是相对于单一性而言。多重性思维，反映思维理路的多层性、丰富性；单一性思维，反映思维理路的平面性、单调性。[1]下面，我们从民族音乐学的实践和理论成果来认识它在思维方式上的多重性特质。 民族音乐学这术语的采用起始于1950年[2],从它诞生起，就是一个多重学科成份的融合：“历史上，最初的民族音乐学的学术界定是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大学里。其专家受过音乐或人类学训练，有时兼有二者。研究是在大学音乐系、人类学系、民族博物馆以及国家科学学会机构进行。……参与者包括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比较音乐学家、民俗学家、心理学家、物理学家、教会传教士、探险家、官方人士和热衷者。”（Pegg 2001：367）这样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队伍结构，给学科思维方法上带来的多重性是必然的。 事实上，民族音乐学的多重性传统是从人类学移植过来的：“19世纪的人类学者，不是直接收集资料，而是靠传教士、探险家、政府官员和旅行家对部落社会的描述来进行研究的。”（陈守仁1997：40）人类学自始至终对民族音乐学的发展产生着重大的影响，这也是该学科始终保持着多重性特质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专门话题，本文不在这里展开。在本篇短文中，笔者仅就多重性思维在民族音乐学方法中的体现作一梳理。 西方众多民族音乐学家E.M.V. Hornbostel (1877-1935), C. Seeger (1886-1979), A.Seeger(1945-), M. Hood(1918－), A P. Merriam (1923-1980), B.Nettl(1930-) , T. Rice(1945-)等都对民族音乐学的多重性思维方式作出重大的贡献。 Hornbostel本身就教授音乐心理学、比较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他自身的学术身份（Identity）就标志着多重性特征。他与C. Sachs(1881-1959)根据音乐发音原理研究出的《乐器分类法》（1914）：体鸣乐器、膜鸣乐器、气鸣乐器和弦鸣乐器，就是结合音乐学和物理学等学科交叉的多重思维成果。[3] C. Seeger在“Systematic Musicology: Viewpoints, Orientations, and methods”中分析了历史音乐学和体系音乐学的区别：历史音乐学的视野是将音乐置于整体时空之中；体系音乐学则关注音乐的时空(Seeger1990:24)之后指出：音乐事件的观念由“整体时空”和“音乐时空”构成。（Seeger1990：28）这个思维理路指出需在三重背景中认识音乐： 音乐事件 ↓ 音乐时空 ↓ 整体时空 此外，C.Seeger提出关于记谱分析（transcription）的prescriptive（规约性）和descriptive（描述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强调主位(emic)和客位(etic)、文化的和分析的相对性（Nettl 1983:69），也是以二元比较方法阐述多重思维（关于记谱技术、记谱角色、记谱立场等方面）的优秀范例。因此他的这一理论，对民族音乐学一直产生着重大影响。 M. Hood是J. Kunst(1891-1960) 的学生。他最著名的贡献是提出“双重音乐能力”（bi-musicality）的概念和实践。“他在《民族音乐学家》(“Ethnomusicologiest”,1971) 一书中专辟一章论述如何培养这种双重音乐能力，即其它文化ABC。包括读谱、视唱、听写、演奏。学习民族音乐学必须先从听觉‘偏见’中解放出来（如平均律、美声唱法及欧洲音乐观念等），尽量在原来表演的的环境听赏……总之要跳出西方传统的方法，用一种全球多文化的音乐家素质训练自己……”（汤亚丁1997：114）Hood是坚持音乐学立场的民族音乐学家，但他并不止于对音乐本体－音符形态的研究，而将视角扩展到音乐主体（人）的能力训练上，在探究“全球多文化”素质培养的研究中，形成独特的多重性思维框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