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时期，梁启超(1873—1929)著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从新中国成立后，至2006年12月为止，有上百部中国文学史、近代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却并无中国文学学术史。有十几部文学思潮史，其中涉及文学思潮，也没有学术思潮史。有几部思想史，主要是谈政治思想，也没有学术思想史。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多种，主要原因在于，要从上千个学者、名人、作家的著述中爬罗剔抉出学术思想来，谈何容易!2006年12月，河南大学出版了刘锡诚先生(1935——)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终于打破了新中国无学术史的记录。从2011年起，刘锡诚先生集中精力，费时三年，悉心对原书进行修订和增补。2014年12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这部110万字的增订版《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以下简称《学术史》)。研读这部新增订的煌煌巨著后，我认为，该书具有六大鲜明特色，应该大书特书。 特色之一是，时期划分创新。一般的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分期或以朝代划分;或以年代划分;或以思潮划分;或以某一社团(如“左联”)的成立划分;大致雷同，看不出该时期文学、思潮、思想、学术的特殊性。在他们笔下，文学的发展似乎是径行直遂，总是前进、向上的。其实，南朝的文学，“绮丽不足珍”，早就受到后人的批评。《学术史》从民间文学学术实际出发，认为民间文学学术，包括民间文学、民间文学的收集和研究、关于民间文学的主张、思想和理论、民间文学田野调查、与民间文学有关的刊物宗旨和具体实践，等等;将二十世纪中国民间学术史划分为六个时期：现代民间文艺学的滥觞期(1900-1918)、歌谣运动的兴衰(1918—1926)、学术转型时期(1927—1937)、战火烽烟中的学科建设(1937—1949)、共和国“十七年”的民间文学搜集研究(1949—1966)、新时期的民间文学理论建设(1976—1999)。各个时期民间文学学术的特殊性;相互之间的区别;下一时期与上一时期之间学术的衔接、传承和发展;阅后一目了然。1966—1976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并无民间文学学术，干脆不划出“文革”十年民间文学学术时期。一句话，实事求是，一切立足于民间文学学术的实际。这样，各时期民间文学学术的特殊性有了，区别所在有了，传承和发展也有了。 过去，论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总是把梅光迪视为思想保守的代表人物。但是，恰恰是梅光迪，使用了“民间文学”这个词汇，并提出“文学革命”要从“民间文学”入手这一思想。“仅此两点，在当时的学界当属首创。”《学术史》把梅光迪作为“现代民间文学的滥觞期”的代表人物之一。相反，“左联”，一般人都认为是革命文学阵营之所在，但是，“左联”中的人物，除鲁迅、茅盾、周文等少数人对“民间文学”持肯定态度外，其余大多数人却把“民间文学”等同于“封建文艺”予以彻底否定。什么是创新?仅就划分时期而言，这就是创新!因为，前人不曾有过如此从实际出发的学术史分期的划分。 特色之二是面、点结合。刘锡诚先生把各个时期不同地域的民间文学学术作为“面”，同时又把该时期的一些代表性学者的民间文学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学术理论作为“点”，如此“面”、“点”结合，就如实地、深入地显示了不同时期民间文学学术的全貌。如第四章《战火烽烟中的学科建设(1937—1949)》，刘锡诚先生把沦陷区北平的民间文学，上海、香港、北平的俗文学派的崛起，南溪、昆明、贵阳的社会一民族学派，大西南的民间文学采录，胜利后的上海民间文学界、解放区的民间文学搜集和研究，香港的民间文艺活动，作为“面”;而把郑振铎、赵景深、黄芝岗、叶德均、刘兆吉、吴泽霖、光未然、袁家骅、陈国钧、顾颉刚、罗香林、常任侠、徐旭生、闻一多、朱自清、薛汕、程憬、孙作云、丁英、李白英、钟敬文、柯仲平、林山、董均伦、钱毅等人在民间文学学术上的成就和观点作为“点”，给予充分地、深刻地研究。“面”“点”结合，战火烽烟中的我国民间文学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成绩，历历如绘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特色之三是“重”、“轻”得当。在我国民间文学学术的历史发展中，有的学者的观点正确，影响广泛且深远;有的学者观点有争议，影响有限且短促。如果有闻必录，轻重不分，平列地加以论述，那就不但违背史实，而且失之公正了。刘锡诚先生不是这样，他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将民间文学学术界内的知名人物的影响深远的学术思想，视为“重”;但也不忽略那些曾经在小范围内产生过某些影响的学术思想，视为“轻”，“重”、“轻”得当地给予论述。如鲁迅的神话观，不只评说了神话的产生;神话是先民的集体口头创作，是社会发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神话的演进与消亡;神话幻想的特点是把自然现象人格化、把自然力神灵化;神话中的幻想是以现实作根据的;原始先民对神话是信以为真的;而且还论说了神话与文学的关系，神话是文艺的萌芽、小说的开端;探索了我国古代神话何以仅存片断的原因等。刘锡诚先生既肯定“鲁迅无疑是我国神话研究领域的开创者之一”，又同时指出“鲁迅的神话观点往往带有他早期的思想特色和局限”，总共给予18页的篇幅。此外，对于郑振铎等人的民间文学研究，《中国俗文学史》的问世，也着“重”作了论述。对于某些学者的“一家之言”，尊重他们的学术思想，也给予一定的评说，但并不多费笔墨。有关四大传说研究(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学术史》作为“重”，加以细致、切实的研究，而对于中国不多的“动物故事”，作为“轻”，几乎一带而过。“轻”“重”得当地论述民间与学学术思想，使《学术史》的学术含金量大大提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