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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社会学家怀特(C.Wright Mills)第一次访问南非，在一次工业发展问题的讨论会上，他强调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应该自己发现自己。认为这些国家和社会，不能以欧洲和北美的发展模式来发展自己，而是要在比较中发现自己。（注：参见Graham Crow,Comparative Sciology and Social Theory Beyond the Worlds.Macmillan,1997。）这一比较涉及很多领域，较为宏观的领域，一为纵向的比较，一为横向的比较。比较社会学比较的焦点就是“社会”，即在一时空的维度下，把不同的社会或同一社会内部的不同群体加以比较，以说明他们的相似和差异，进而在此基础上，整合出一套不同社会与文化的共生逻辑和规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的巨变，科技、交通的发展，已使人类不能像简单社会那样处于相互隔绝的境界之中，人类的空间距离也日渐缩小。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原有的但一直隐匿起来的来自民族、宗教等文化的冲突越演越烈。有研究者曾作过统计，从1949年到90年代初，因民族冲突而造成的伤亡人数大约为169万，数倍于在国家间战争中死亡的人数。（注：参见《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社会》，《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6-2,1999年5月。）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场社会的“危机”、文明的“危机”。而作为科学的比较社会学也正在以传统的研究领域和技术为基础，扩展自身的研究视野，试图探索出解决现代社会诸问题的方法，并从比较社会与文化的视角来解决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引导人们适应现在和未来变化的轨迹。然而，要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寻得深入的进展，就要先回到这一学科的内在领域及其理论基础上来。 一、比较方法与比较研究 从近代开始，学者们一直在讨论科学的本质。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较早指出，数学的本质不在于它的对象，而在于它的方法。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始终认为学科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在于研究方法的不同。因此，可以说科学的本质，并不在于它的对象，而在于它的方法。（注：参见刘大春：《比较方法论》，中国文化书院1987年版。） 人类的活动一般包括三个要素：一是目的，二是前提（条件），三是方法。而方法在这三者中是最为关键的。对于科学研究者而言，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研究的价值。 比较方法已不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早在古希腊时代一些学者就利用它来比较希腊与波斯的社会与文化。近代的社会思想家如孟德斯鸠等对此方法也大为提倡，并用来比较各个社会的国民性。不过，这一方法的发展则是在19世纪后半叶。18、19世纪，由于自然科学家把比较法用于对自然科学现象的研究蔚然成风，这一方法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社会学的鼻祖孔德，深受这一方法的影响，使用和介绍比较方法，以确定和解释各种社会之间的相似和差异。孔德极力提倡用比较法来研究人类社会，认为这种方法为实证科学的基础工具，可用来发现人类最基本的法则——进化法则。当然这种思潮与达尔文学说、比较语言学等的影响也分不开。 早在18世纪，哲学家就认为，欧洲文明是原有蒙昧状态向前发展的结果。他们的思想里已经存在比较方法的萌芽。翻开19世纪社会科学的学术史，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有关地理、政治、哲学、语言、文化、法学等的比较研究达到了一个黄金时代，特别是在人类学领域，围绕着有关进化论的著作，成为这一时期人类学的主流，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泰勒的《原始文化》和巴霍芬的《母权论》等。这些古典的文化进化论依据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比较方法。这种以欧洲文化为中心，从社会的地理分布、技术和意识的形式来推断出文化的类似与历史的谱系的方法，对于所研究因素的社会和环境功能没有足够的重视，特别是缺乏一套完整的实证研究的方法，其结论后来自然引来了很多的争论。 当然，19世纪这种比较研究之所以能蔚然成风，除与进化论有关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和一些西方国家对殖民地的扩张连在一起的。很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及一些传教士、政府官员带着好奇的眼光，进入他们所谓的蛮荒社会进行调查和研究，使得比较研究成为19世纪社会和人文科学的主要方法之一。此后，社会学大师迪尔凯姆、韦伯将这种比较研究方法运用在经济、宗教、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等的研究上，但他们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单线的进化模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