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从简单社会到复杂社会的比较研究 最初，人类学的研究是将简单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比较也是在简单社会之间进行的。随着人类学的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学的研究逐渐进入对文明社会的研究，其比较研究的视野，也扩展到对文明社会之间的比较研究领域。正如人类学家福斯特(M.Foster)和堪普(V.Kemper)所指出的，历史上人类学经历了三次革命：第一次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只研究无文字记载的原始民族（简单社会）；第二次是20世纪20年代—40年代以库珀(Daniel Kulp)对广东凤凰村的调查（1925年）、林德夫妇(Robert Lynd and Hellen Lynd)的中镇调查（1920年）以及费孝通教授的江村调查（1936年）等为代表进行的乡民社会的研究；第三次是以20世纪50年代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对非洲城镇的调查为标志，成为人类学研究现代都市社会的开始。（注：参见尹建中：《研究都市人类学的若干问题》，李亦园编：《文化人类学选读》，台湾食货出版社1980年版。）事实上，人类学家由于巧妙地结合了整体的、跨文化的与进化的研究，创造了人类学研究当代社会诸问题的研究模式。 社会人类学以各个社会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些社会的比较，阐明人类社会普遍的和基本的性质。可以说其研究的核心就是“社会结构的比较研究”。社会结构是指在社会中指导人们行为的原则或规范，一个社区的社会结构包括当地人民组成的各种群体和他们所参加的各种制度。我们所说的制度，是指一套社会关系，这套关系是由一群人为了要达到一个社会目的而共同生活所引起的。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群体和制度的社会结构都是以一定的原则为基础的。性别、年龄、地域、亲属，是一切人类社会结构的最基本的原则。（注：参见［英］雷蒙德·弗思著、费孝通译：《人文类型》，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7页。）马凌诺夫斯基确立了现代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而同时代的拉德克利夫—布朗，创造出一套非常有效的社会比较的方法。可以说，现代社会人类学是由他俩确立的，这一学科的基础就是田野调查与社会比较。布朗主张：“社会人类学应采用比较方法，这种方法是新社会人类学区别于旧社会人类学的主要特征。所谓比较方法，就是自然科学中的归纳方法在人类文化研究中的应用。”“社会人类学基本上是对社会生活的不同形式、原始社会相互之间、原始社会与那些我们没有历史资料的古代社会之间、原始社会与今天的发达社会之间的比较。”（注：［英］A·R·拉德克利夫—布朗著、夏建中译：《社会人类学方法》，第3-4、137页。） 在对这些不同社会进行比较研究中，尤以牢固地奠定社会人类学在社会科学中的独立地位的著名论著——1940年出版的《非洲的政治制度》和1950年出版的《非洲的亲属与婚姻制度》两书最为突出。（注：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ed.by M.fortes and E.E.Evans-Pritchard,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0.African System of Kinship and Marriage,ed. by A.R.Radcliffe-Brown and Daryll Ford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0.）拉德克利夫—布朗在两书中都写有序文，前者较为简短，后者长达85页。后书序文可以说是布朗关于血缘、婚姻组织比较方法的集大成者。这两本书所收的各篇论文的作者，大都受到了马凌诺夫斯基的熏陶，后来又成为布朗的弟子，他们都是调查非洲部族社会的优秀人类学家，如理查德、弗特思、埃文思·普理查德等。普理查德在《非洲的政治制度》中指出，即使在同一语言、文化的地域中，政治制度的不同是常有的；另一方面，即使同一政治结构，也常常出现在文化完全不同的社会中。又如在两个不同的社会中，尽管社会制度中的某一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类似性，然而在其他方面未必相同。在比较社会时，像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亲族制度等，是比较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里，这些社会人类学家，通过对非洲8个不同社会的比较研究，提出了非洲社会的两种不同的类型：原始国家(primitive states)和无国家社会(stateless society)。而《非洲的亲属与婚姻制度》一书，不管是在田野调查的方法上还是对于社会人类学比较研究的理论建树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文章来源：中国学术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