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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的认同(identity)作用。西方政治、经济、思想向全球的扩张，“强制的交流”，造成了一种“全球工业文化”，使各民族的文化界限变得模糊了，需要捍卫了。而音乐在各种文化因素中最能标志族群性（ethnicity）；在当今复杂、多元的社会关系中，文化单元、民族、乃至社会阶层和阶级、年龄与性别群体，都靠特定的曲目和表演风格来进行认同，即强调自己与其他群体的差异-即文化界限。这正是20世纪音乐还能保持一定的多样性的原因。能以音乐进行认同，还因为音乐行为能够生动地体现社会结构与价值观，甚至能够描绘出一个基于共同的语言、血缘、政治-经济利益和文化精神的“想象的社会”，构筑局部与整体、男性与女性、传统与现代性、自我与集体等关系，同时音乐创造活动也提供了社区集体生活-自我复制与变化过程-的背景，即音乐不仅反映意义、也产生着意义。对散居于全世界的民族尤其如此（如犹太、吉普赛、甚至华人）。某种音乐还能进一步满足政治需要，导致文化-政治上的认同。 他者(Other)与亚文化音乐。近年来，“他者”已不独指非西方民族，而是扩展到社会差异形式，如性别、年龄、阶级、种族等的差异。这一范畴最典型的是亚文化音乐研究，涉及“他者”群体如青少年、下层阶级、黑人、妇女、移民等弱势群体的音乐现象，他们的音乐在文化上、社会上最有意义，与西方社会的中年人、中产阶级、白人、男性的主文化群体处于主宰与反主宰的对抗中。亚文化音乐研究的掘起表明民族音乐学范围的扩展：从边缘民族（相对西方中心而言）延伸到更广义的边缘群体。 音乐实践与多重背景说。政治、经济的历史与现实背景的变化首先改变了人们的“主观习性”（存在及认知方式），于是造成了音乐实践的变化。最高一层背景是世界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以及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帝国主义方针（经济、文化入侵），造成这类国家的西方化的经济、政治、教育改革，再加上人口增长和土地短缺，从而助长了移民和城市化（中层背景），这样大量移民，造成农村人口锐减，经济能力下降，乐手流失（底层背景）。面临新的变化了的条件，人们有策略地灵活行事，对音乐实践作出相应变化，既维持、又变化了传统。这表明音乐表演这种实践有其能动性，不仅反映社会意识，而且维持并积极创造社会意识。西方的思想和经济入侵改变了非西方文化的音乐实践，还反映在人们接受西方的表演背景（剧院、舞台和录音棚）和音乐作品（灌制的唱片）为合法性的最终检验，即强调了个人创造性。 音乐工业与大众媒介。这是音乐研究的一个边缘领域，用经济学术语解答音乐产品的社会生产与流通。国际音乐工业日渐强大，西方的跨国唱片工业被视作文化帝国主义或文化主宰的表现，它们在新征服的非西方市场广泛销售其产品，其商业策略是：向尽可能多的顾客销售同样的音乐。音乐成为商品，人们专注于生产、传播、消费和销售的复合网络，突出媒介与音乐工业的关系，研究对音乐生产和接受过程的控制和管理，涉及到录音工业的发展和经营，商业性录音的冲击，大工业中音乐家的地位，以及有影响的音乐制度和大企业。随着市场加强全球化，大众媒介也得到大发展，媒介对音乐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通过广播电视、录音录像保存文化传统，或塑造新的流行音乐传统（传统与流行风格的结合），后者促成了一种现代城市风格；另一方面也毁灭着许多传统，小自按商业化的观众娱乐口味歪曲传统，使之成为廉价的易于制作的东西，大到使全世界成为一个“全球村庄”，即将世界各音乐文化同一化。同样可以说，音乐工业产品的出现，把音乐和音乐生活“媒介化”了，具体表现在下列方面： 1）音乐设备插到音乐家和听众之间，将音乐同其特定背景分隔开来，音乐成了媒介的声音现象； 2）现场音乐转变为媒介音乐，听众也从积极参与地听转为被动地听； 3）音乐家成为远离大众的媒介偶像，观众对表演的反馈形式只能是付款； 4）媒介化既改变了传统音乐，也造就新音乐； 5）媒介化的过程中，出现大量盗版，产生了版权问题； 6）扩音（电声）、电子音乐的引入改变了表演风格； 7) 扩音乐器、电子乐器代替了传统乐器，可以用合成器模拟各种民族的音乐风格； 8) 改编当地音乐，使之适应媒介，即把一种传统完全变成录音室制作的产品；9)还可在录音室制作出一种跨文化的合成器音乐产品，结合几种音乐的特点，但又不属于任一种文化传统，如迪斯科音乐。 音乐工业技术对音乐文化的深刻影响还不止于此，这方面的研究将成为民族音乐学的重要课题之一，而研究结果也将形成国家、国际文化、传播政策的重要依据。 城市民族音乐学与流行音乐。以上构成了民族音乐学的一个分支——城市民族音乐学，其主要任务是理解音乐的城市化过程，即作为某一特定文化中心的城市如何变成多元文化的中心。城市是各社会群体对峙的地点，其中包括来自农村和国外的移民群体，这些少数族裔不同程度地信守昔日的习俗与价值观，同时相互之间又确立了冲突与交流的关系。民族音乐学的目的是调查这些处于边缘的亚文化群体如何使用音乐达到自己的目的（包括政治目的），其音乐风格和曲目、音乐行为、关于音乐的思想如何在城市化过程中发生变化。如研究农村民间音乐、亚洲古典音乐在城市的命运，以及流行音乐如何吸收其他体裁风格。人们意识到音乐作为民族文化标志的重要性，即某族群用以表达自己区别于他族群的独特性的东西，用以实现群体聚合（认同）。也研究城市背景的一些组成因素，如流行音乐，媒体，西方影响，专业化等。 民族音乐学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起初兴趣在于非、欧两大洲风格汇聚的美国黑人音乐。由于那种混合，民族音乐学关于研究未丧失原汁原味的、未混合的，因而完全可靠的音乐的思想开始动摇了。流行音乐成了上述早期理想的对立面，它经常表现出文化上、风格上的结合，不被社会视为高级艺术，也不算是重要的仪式和文化表演。随着第三世界的发展，民族音乐学学者对这一处于边缘的体裁开始感兴趣。如研究源于非洲的拉美流行音乐，非洲的抗议音乐，西方和非西方因素混合的中东和东南亚流行音乐，以及印度的电影音乐。此外，人们也研究其他通俗音乐如轻音乐、半古典音乐，甚至还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对多种不同层次的音乐的比较研究包括：销售额和电台播放情况，几种体裁在不同阶层中流通的比较，以及通过音乐建立的人际关系等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