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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亚汀]西方民族音乐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2)

http://www.newdu.com 2017-11-07 中国音乐学网:2005-5-18 汤亚汀 参加讨论

    比较主义——学科的创建
    19世纪是文艺复兴、尤其是启蒙时代以来的自然科学精神在孔德实证主义哲学的催化下大发展的时代。正是这一潮流激发了奥地利音乐史学家阿德勒(Guido Adler)宏观地构思出了音乐学的大纲(《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及目标》,1885)。为自然科学服务的实证主义要求:首先确证事实,然后构架规律,即从事实出发,以归纳的方法概括出事物的规律。用阿德勒的话来说,“音乐史学研究的焦点”首先是“调查不同时期的艺术规律”;然后“研究这些规律及其有机组合与发展”,“艺术史学家所用方法如同自然科学家;即用归纳法……强调艺术科学与自然科学二者方法相似”。阿德勒在他的音乐学大纲中还具体提到他借用了地质学与生物学的概念。
    发端于比较解剖学的比较方法广泛运用于19世纪的自然科学中,也运用于一些人文学科,如语言学、宗教学和人类学。地质学的发展主要归功于古生物学对岩石层中化石的比较观察(即地层学)。阿德勒以这种比较的概念创立了一门新学科——比较音乐学,“比较音响产品,尤其是各民族、国家、地区的民歌,并按其不同特点分类、整理。”
    阿德勒在建立音乐学学科时,正在研究如何使音乐史研究科学化,他以这种精神写了《音乐风格》(1911)一书,以古生物学判断岩层的年代的方法来判断艺术作品的年代。这种地质分层的概念也同19世纪费希特的唯心主义历史哲学相关,即历史是若干连续的、各具特色的“思想”构成的一个系列,由此引发了历史的因果关系、进程及分期。在阿德勒看来,各种不同的艺术风格也就是费希特所谓的“思想”。
    古生物学不仅促进了地层学的发展,也帮助了生物学去研究地球上的远古生命,这样古生物学又支持了进化论的观念。生物学的物种概念源于17世纪的动、植物分类;其关于生物种属的谱系的假定在自然进化论中结出了果实。进化论的动力洋溢在19世纪历史学、社会学、尤其是生物学的世界观中。因此毫不奇怪,阿德勒的用语充满了生物学的意象,他的音乐史的概念是进化论的。他的分析批评方法一开始就把艺术作品当成解剖标本,为的是确定其种类,而他构架风格规律,也就是在断定音乐“自然选择”的规律。
    阿德勒经验主义的风格批评方法很大程度上来自当时的艺术史著述,即“研究艺术风格的方法应该如同植物学家研究植物种类那样,顺从进化发展的规律。”这种方法也为德国的艺术史家布克哈特等人采用,称为“艺术学”(Kunstwissenschaft)。阿德勒是深深意识到这一点的,他把美术与音乐视为姐妹学科,并把音乐称为“音响艺术”。
    作为当时实证主义的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研究工具的除了爱迪生唱机外,还有埃利斯的音分制。埃利斯是英国语言学家、数学家。除了声学和数学以外,语言学的影响在他的音体系音阶研究中很突出。19世纪末,语言学(philology,实际是指历史-比较语言学,不是lingustics,即现代语言学)在欧洲是一门很有威望的学科,成就很大,为其他学科树立了榜样,对不同文化间的音乐及记谱的研究有特别的影响。埃利斯的语言学工作是记录语言,用“宽式”记录法,即稍稍修改传统的标音字母(不用“窄式”,即记录语音中所有的细节)。他发明了音分制反映了“宽式”记录法,创造了区分的“音标”,即“音分型”,记谱中保留了传统的欧洲音高字母和音程名称,表明记谱虽用音分,但仍是欧洲传统的记谱法,而不是用“窄式”精确的、但音乐上无意义的物理方法——振动频率和比率来记录。此外,美国人类学家博阿兹曾同德国心理学家施通普夫一起研究语言学,考察美国西北海岸印地安人的语言和音乐,并合作记谱,后者还借用语言学,发明了一些记谱记号。但语言学在音乐学-民族音乐学中的实质性的运用则是本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
    比较音乐学早期既是“音乐民族学研究”,也是心理学研究。音乐研究中民族学、人类学和心理学三方面的结合尤其为英、德、奥三国学者所爱好,这方面的先驱如:H. 斯宾塞,R. 瓦拉谢克,R. 拉赫,G. 列维兹,D. 亚伯拉罕,E. 冯·霍恩博斯特尔。在美国则是B. 吉尔曼的比较心理学,研究称之为音质的音感因素。无疑,比较心理学和音乐美学是比较音乐学的中心课题。据吉尔曼(1890)声称,这样的研究可以解决诸如音乐的起源、发展、音乐创造的普遍原则等复杂问题。而音乐也有助于心理学和感知的研究,如听觉方面的协和的性质问题。
    心理学家施通普夫(C. Stumpf)采取理性主义立场,相信人类心灵的一致性,即有共同规律可循。他的心理学兴趣仅在于以感官体验乐音、音程及其形成的音体系。为了测试他的“乐音融合”的假定,他需要来自所有文化的资料。他在《音响心理学》(1883)、《贝拉·库拉(BelaKula)印地安人歌曲》(1886)以及《暹罗的音体系与音乐》(1901)等著述中,意在扩展自己的心理学研究的经验基础。他的音响心理学从音感这样复杂的理论出发,主要以胡塞尔的现象学为哲学基础(即对“纯粹意识”的研究)。他的理论专注于认知功能,诸如判断和比较,从类似或从差异出发的心理分析,注意力,以及记忆力。他最常用的方法也是“比较”。
    施通普夫的学生,化学家兼分类学家霍恩博斯特尔在他老师的基础上,几乎是单枪匹马地设计了介于心理学、人类学和历史音乐学之间的一门学科的范围和方法,他连接这三门学科的广博知识使其在这三个领域中都得到承认,但却未能让比较音乐学找到一个汇聚点,因而这一学科未能延续下去。
    而萨克斯则是艺术和音乐史学家,将其对乐器百科全书般的知识贡献给了乐器分类法(1914),但他的单线进化论同霍氏的比较音乐学有不小的距离。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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