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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杨之辩，“同”在对神话本相与传承的求索以及“现代神话”命题如何参与神话研究的反思，“异”在方法论和话语体系的差异。吕序所关注的是发生功能转化之后的“神话”该如何定位;神话如何在“人的本原存在”与“人的存在现象”之间产生表述的悖论;神话的现实生活语境往往以神话作为人的本原存在为条件;神话在“人性统一性”的意义上被视为超越性的起源叙述;神话在“永恒的当下”的意义上被视为人类的真实性和神圣性的存在与实践;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严酷”定义是否妨碍失去宪章功能的“神话遗物”继续作为神话学的研究对象等问题。尽管杨利慧的回应表示吕序所倡导的“宏大”的“神话世界”并非这一项目所追求的的目标，但是从杨利慧对神话神圣性的质疑、对语境限度的探讨、对神话承载者的区分等可以看出，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不能也不必要回避神话的“形式-实践本质”问题。恰恰本书四篇民族志与附录正好为探讨神话本质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在探求神话本相的努力上，吕杨二人是殊途同归的。 吕序所体现的神话学思想，仍是延续了吕微的著作《神话何为——神圣叙事的传承与阐释》所关注的问题，即“神话”应然如何(神话何为)。与之相应的，杨利慧的神话学追求则着眼于“神话”实然如何(神话为何)。这两种视角不是对立的，而是一体两面的。吕序的意义就在于用另一种学理推演关照(批评)了本书所存在和生发的问题，提示读者在神话实然的民族志式田野研究背后，还有对神话应然问题——“实践认识”的神话学——讨论的必要。 任何一种神话学方法论都不可能完美，理论互补和融汇就显得至关重要，因此杨利慧一直倡导“神话综合研究”。就本书的内容而言，杨利慧团队试图运用民族志、表演理论、表演者为中心、社区理论、口述史等方法视角的融合，关注以往被忽视的汉语社区中“神话”现实的生存状况。神话的讲述、讲述人、创造性表演、神话观、社会语境、文化语境、传承与变迁等问题在四篇民族志中皆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揭示与阐释。这也是本书鲜明的研究特色，大大区别于以往“文化史”、“文学史”式的神话学著述。 二、指向当下生活现场的神话学追求与研究实践 杨利慧师生对现代口承神话的“自觉”学术追求，在本书各部分都有明确阐述。如祝鹏程的书评(以下简称祝评)所言：“全书的考察侧重也从记录文本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内涵，转向了以下问题：现代口承神话的传承和变异是如何在一个特定的社区中发生的;神话的变迁与特定情境以及社区的历史、社会、政治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古老的神话是如何在新的语境下被重新讲述等领域。”这一学术追求不仅鲜明地体现、而且有力推进了中国民俗学自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方法论转向，即从“文本”到“语境中的文本”，注重“语境、过程、表演者”以及“朝向当下”的学术取向。更重要的是，本书的实践将“神话”从浪漫、宏大、崇高、非理性、原始的历史包袱中取出，放回到当下普通人作息于其中的生活。那一个个生动的讲述者——如王东莲、张玉芝、魏大爷、黄镇山、柯尊来、李安、张凤君等——不再是“沉默者”，他们走到台前，或眉飞色舞，或娓娓道来。 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本书的四篇民族志都有意识地借鉴了表演理论作为理论指导，都强调神话所生存的语境。田野地点分别来自重庆市走马镇、陕西安康市平利县、山西临汾市洪洞县、河南周口市淮阳县，有的是农业村落，有的是城镇化进程中的社区，有的是城镇。鉴于杨利慧团队研究的初衷便是要深入基层社区去“经验”现实生活中的神话，因此四篇民族志的写作模式都是从社区的时空环境出发，进而描述所“经验”的“神话”如何在社区环境中讲述、表演、传承、变迁。祝评认为这样的“模式”是“由社区历史地理与日常生活描述开头，继之以具体的表演/过程分析，基本沿袭了社区传统(决定)—表演(被决定)的反映论模式。”“这些个案基本上是在马林诺夫斯基的意义上来使用“语境”的，即把语境等同于具体的表演情境，可以脱离文本，成为一种对象化的存在，而没有认识到语境是参与者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协商性地呈现出来的。”祝评的批评总体上是中肯的，但深究四篇民族志的实践，这并非普遍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