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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讨论：“神话”研究的范畴界定 《现代口承神话》不仅是杨利慧近10年来神话学探索的集成，更是四位学生与老师杨利慧和吕微的对话之作。也许集结的书稿还存在各个部分稍显松散的问题，但其显著的对话、反思、探索、前沿等特性，已经足够激发中国神话研究的新讨论。 仍旧回到吕微与杨利慧的辩难。不难发现，吕杨之辩是不同研究路径的对话。吕微秉持哲学取向，一贯主张从纯粹理论出发去探究神话的本原，那“更高而不变化的秩序”(康德语);而杨利慧则更多将当代民俗学、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吸纳进其神话研究中，专注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特定的语境中神话的生存样态。她质疑吕序：“当面对无比丰富的人类口头艺术传统时，我们该怎样对‘神话’这一文类进行界说?‘神话信仰-叙事是人的本原存在’便足以界定神话文类么?” 对“神话”的界定是吕、杨主要的观点分歧。吕微的《神话何为》中对神话的研究方法界定是“用不可见的现实解说可见的现象”。他认同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判断，即神话观念具有超越语言甚至文化的性质，尽管神话观念须依赖叙事形式存在。他敏锐地看到神话传承是一个不断被阐释的过程，内中蕴含着对真实性和超验真实性的回望。而杨利慧通过对汤普森(Stith Thompson)“最低限度定义”的修正，认为神话是：“人类表达文化(expressive culture)的诸文类之一。它通常具有这样一些特点，是有关神祇、始祖、文化英雄或神圣动物及其活动的叙事(narrative)，通过叙述一个或者一系列有关创造时刻(the moment of creation)以及这一时刻之前的故事，解释神祇、宇宙、人类(包括特定族群)、文化和动植物的最初起源，以及现时世间秩序的最初奠定。” 可以看出，吕微将“神话”视为一个超越叙事的“现象”和“人的本原存在”，杨利慧将神话视为表达文化的一种“交流”和“文类”。这两种研究路径的差异引出一个问题：我们所说的“神话”是何种范畴里的概念? 笔者认为，神话研究中的“神话”至少有三种范畴：作为“文类-文本”的神话;作为“文化-事象”的神话;作为“存在-现象”的神话。文类(genre)意义上的“神话”往往以叙事(narrative)或文本(text)的面貌出现，传统民间文学研究的正是神话文类。文化(culture)意义上的“神话”往往关注文化事象的功能(function)和意义(meaning)，传统文化史、人类学研究多数属于此类。存在(existence)意义上的神话显示出哲学、思维、信仰和符号的向度，哲学、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等所研究的正是可超脱叙事的神话存在。 杨利慧的研究倾向于文类范畴与事象范畴的结合，在具体语境中探究文类的动态变迁，在事件的交流和表演中探究文类的建构。吕微则倾向于存在范畴的研究，在超越语言、叙事的神话现象中探究人性本原，试图破解“叙事内容”与“信仰形式”同时作为神话本质而产生矛盾的假象。杨利慧意识到神话存在“依然流动的边界”，她认为“神话”概念的边界“远非确定无疑”，在进行具体对话时须“明了所讨论概念的意涵及其所发生的语境”。为此，杨利慧特意使用了神话主义(Mythologism)概念，来指称“神话”变迁过程中的新现象，即“当代社会中对神话或神话元素的有意识利用——神话被从日常生活的语境中抽取出来，被赋予新的用途，为不同的观众而展现。” 这些对“神话”进行界说的话语体系或理论范畴并无高下之分，但有时会造成困扰——神话研究者常常在不同范畴中进行“隔空”对话，互不认可。正如伊万·斯特伦斯基(Ivan Strenski)对卡西尔(Enst Cassirer)、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列维-斯特劳斯、马林诺夫斯基四种神话理论研究后指出：“这种毫无共识的对话，其实意味着在基本概念上的根本差异;这些不同的差异，潜藏在截然不同的社会与文化目的之中。”其实四种神话理论缺乏共识的原因不仅仅是基本概念与文化目的的差异，而更在于其“神话”概念属于不同范畴。 无疑，不同的界说神话的话语体系或理论范畴之间也彼此启迪、相互补益。杨利慧组织进行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的重要背景是：她认为流行的比较神话学方法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现代口承神话》的主要目的也正是着眼于生动地描述神话学的那一棵棵“树木”，那是神话学安身立命的根基。吕序充分肯定这种“呈现社会事实”的研究是对“实践认识”的神话研究的极大助益。笔者认为，本书的意义不仅仅是对“实践认知”的“补充”。以往神话学研究往往对当下正在发生的神话事实“视而不见”，反而对溯源、浪漫、宏大、想象的神圣叙事有过度阐释之嫌。如何理解作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口承神话”，如何认识和管理作为意识形态的“神话”，如何把握不断变换面目参与社会发展的“神话”，是未来神话研究不可回避的课题。 总的来说，《现代口承神话》是一部具有深刻反思性的“朝向当下”的著作，是中国神话学在2010年代的标杆性著作之一。第一作者杨利慧教授打破了诸多所谓学术“惯例”，为读者呈现了一部极具可读性、思辨性、对话性与前沿性的好书。参与本书的对话与辩难，是对其最好的阅读。 （本文刊于《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16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245-255页。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