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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科技之手走向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中国文学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建设，您有何设想和举措？ 朝戈金：我负责研究所的行政工作，迄今也有十几年了。行政管理工作区别于单纯做学者，除了要思考自己的学术研究之外，更需要思考研究机构的建设、人才梯队的培养、大型标志性课题的推动、学科前沿问题的追踪等。这些会牵扯很多时间精力，而工作成果则往往难以彰显。这些年来，我没有编纂过自己的论文集，倒是做了不少对于学科基本建设很重要的事情，比如推动建设少数民族文学的影音图文档案库工作、文献资料数字化工作、大型工具书如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及重大课题的设计和主持等。这些工作不会给个人的著述目录增加什么内容，但对一个机构而言，对一个学科而言，却是头等大事。其中关于资料库和数据库的建设，就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体现，可利用先进科技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手段。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参与的资料库和数据库建设中，哪个项目让您印象深刻？ 朝戈金：目前，我们正在采用前沿理念，在“少数民族影音图文数据库”的总体框架下，分步骤实施“少数民族神话数据库”、“少数民族史诗数据库”等的建设。拿蒙古史诗举例来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在这一领域积累的数据资源容量比较可观，有的购买自国外东方文献馆藏，但大部分是经我们“抢救”获得的。在我们曲目库的歌手名单上，有不少人的名字都被打上了黑框，表明他们已离开人世。他们传唱的不少经典民间演述形式也已成“绝唱”。这说明，很多存活于民间的宝贵文化遗产正在急速消亡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从20世纪90年代起，便着手民间文化资料收集及整理工作，在当时是全国第一家，今天仍位居前列。正是我们大家的艰苦努力，为后人积淀了许多不可复得的民间文化资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大数据给人文科学研究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朝戈金：大数据的理念对未来人文科学研究会产生革命性的推动作用，当然，这从技术角度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就科技便捷性而言，目前难有其他形式可与之相比。例如，纸质的16开本《蒙古英雄史诗大系》共有四大卷，阅读、翻检都很吃力，但做成电子书，就可存在一只小小的闪存里，比起手捧书籍而言，灵便了许多。而且，该电子书添加了一些关键数据的标识，如史诗的人物介绍、地理分布、情节结构类型等，从中抽取有效的数据段进行分析，极为便捷。 一般情况下，人文学科的从业人员对电子数据不太感兴趣，而我则通过近年来主持或参与资料库的设计工作，对人文领域与电子技术的结合不仅充满热情，而且认为电子技术对人文学术的支撑远超人们的预想。例如，对文学文本的研究，通过处理电子文本，会得出许多令人惊叹的结论。像《静静的顿河》作者署名权问题的确定;老舍小说“京味儿”的讨论;南斯拉夫和突厥诗歌中“平行式”格式的总结，都离不开电子技术。蒙古诗歌是押头韵的，用电脑来处理诗行，观察诗行头韵和尾韵的情况，其便利程度无与伦比。这还只是浅层次电子技术的应用。再比如，通过电子检索方式，可以宏阔地把握大型民间叙事——如史诗的类型和亚类型，分析人物之间的关系，归纳故事中诸要素的彼此关联，特别是统计程式的“频密度”等，进而总结出民间叙事的“法则”，一切都变得轻而易举。20世纪上半叶面世的普洛普的“故事形态学”研究，基于大量阅读和归纳进行，仅记载基础数据的笔记本就有几十本，将此研究放在今天，如果有了这些俄罗斯魔法故事的数据库，只需制定出数据段和标签，在电脑上做分析，效果就会事半功倍。另外，一段史诗叙事，可能伴随一段集体舞蹈和一些图案纹饰，或以一个仪式活动为背景，对这宗叙事的综合考察若利用多媒体技术，当如虎添翼。一些民间口头艺术文类，例如叙事诗，可能和其他文类，例如谚语、传说、祝词等，形成有趣的“互文”关系，许多表述“单元”——语词程式、典型场景等反复出现在不同的叙事样式中，不用电子技术处理更大范围的文本样例，简直无法工作。由此可见，电子化、多媒体、数据库的建设，在今后的人文科学学术发展中将愈加重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