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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史书的注释与传授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模拟的痕迹。自东汉后期开始，对史书的注释渐多，如延笃有《史记音义》，胡广有《汉书解诂》，蔡邕有《汉书音义》，服虔有《汉书音训》，应劭有《汉书集解音义》。周一良先生说：“这些音义注解，大约与汉儒解经相同，多重在训诂名物方面。”[11] 应该说，这也是一种模拟，是注释方法上的模拟。前引《孙登传》中称张昭读《汉书》“有师法”，《隋书·经籍志》称：“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我们知道，汉儒读经最重师法相传，而读史居然也要有师法，这又是在传授方法上对经学的模拟。 由此可知，模拟之风并非始自晋代，从东汉起，在史书的名称、体例、注释、传授诸方面均已有模拟出现，在这个阶段，因为还没有形成著史的风气，所以西晋以后的那种在语言、体裁、书名上全面模拟经传的众多史书自然难以见到。 东汉以来，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仔细分析这一时期的经史关系，可以看到，对史学的影响似乎更多地来自于古文经学。我们知道，《周官》、《左氏春秋》都是古文经，因此，严格地说，《汉官解诂》、《汉纪》一类书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史书的音义注解，其实也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因为今文家只讲微言大义，并不重训诂名物，重视训诂名物乃是古文家的特点。注释《史》、《汉》的学者如服虔、延笃等，本人都是古文学家，他们以注释经书的方法来注释史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关于史学与古文经学的关系，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东观汉记》的作者来进一步探讨。《东观汉记》的修撰是从东汉明帝时开始的，一直持续到献帝时，参与者较多。《四库提要》主要根据刘知几《史通》并参诸《后汉书》，列出的作者有：班固、陈宗、尹敏、孟异、刘珍、李尤、刘騊马余、伏无忌、黄景、边韶、崔寔、朱穆、曹寿、延笃、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韩说、刘洪。这个名单并不完备。余嘉锡广为搜求，又补充刘复、贾逵、马严、杜抚、刘毅、王逸、邓嗣、张华数人。[12]以上作者中，可以肯定是古文经学家的人相当多。《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植上书称： 臣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 《后汉书》卷24《马援传附马严传》： 从平原杨太伯讲学，专心坟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览百家群言。 注引《东观记》曰： 从司徒祭酒陈元受《春秋左氏》。 《后汉书》卷79上《尹敏传》： 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 《后汉书》卷64《延笃传》： 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又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 以上诸人都是古文学家。还有一些人，史传中未明言所属经学派别，但是可以从旁考证。如马日磾，《三国志》卷6《袁术传》注引《三辅决录》曰：“日磾字翁叔，马融之族子。少传融业，以才学进。”按马融为古文大家，日磾传融业，自然也是古文一派。又如蔡邕，实际上也应是古文家。从《月令问答》中可以看出他的经学倾向： 问者曰：“子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假无《周官》、《左氏传》，《月令》为无说乎？”曰：“夫根柢植则枝叶必相从也。《月令》与《周官》并为时王政令之记。异文而同体，官名百职，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谓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祝融之属，《左传》造义立说，生名者同，是以用之。”……问者曰：“令曰：七驺咸驾。今曰六驺，何也？”曰：“本官职者，莫正于《周官》。《周官》天子马六种。六种别有驺，故知六驺。《左氏传》：‘晋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无言七者，知当为六也。” 《隋书·经籍志》载蔡邕著《月令章句》十二卷，严可均《全后汉文》卷80以为《月令问答》即出自《月令章句》。蔡邕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由此可知，他确实属古文家。 东观作者中，可以明确为今文家的只有杜抚、伏无忌、杨彪。杜抚，“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13]杨彪系杨震之后，“少传家学。”[14] 杨氏家族世世传习欧阳《尚书》。伏无忌为伏湛之后，“亦传家学”[15]伏氏所传为韩《诗》。杜、杨、伏三家所传均属今文经。虽然如此，我们认为这些今文学家及其他学术不明的作者很可能也通古文经学。《通典》卷26职官8: 汉之兰台及后汉东观，皆藏书之室，亦著述之所。多当时文学之士，使讐校于其中，故有校书之职。后于兰台置令史十八人，又选他官入东观，皆令典校秘书，或撰述传记。 东汉皇家图书，章、和以前在兰台，章、和以后移至南宫东观。按杜佑所说，兰台令史及以他官入东观者除撰述传记外，还有典校书籍的任务。考诸史传，知杜佑此说不误。如贾逵：“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班固：“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撰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刘珍：“永初中，为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騊马余、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永宁元年，太后又诏珍与陶马余作建武已来名臣传。”王逸：“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崔寔：“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复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卢植：“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16] 按校书，即是所谓“整齐脱误，是正文字”。《通典》卷22职官4引《汉官仪》称：“能通《仓颉》、《史籀篇》补兰台令史”。兰台令史必须通小学，这是因为令史有“是正文字”的任务。图书移至东观后，这种要求应该依然存在。《说文解字》序载许冲上言：“慎前以诏书校东观”。许慎也曾入东观校书，这应该是因为他精通小学的缘故。兰台、东观校书者通小学，这为我们探寻其经学背景提供了路径。王国维曾发现，两汉小学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他说：“观两汉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盖可识矣。原古学家之所以兼小学家者，当缘所传经本多用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足供小学之资，故小学家多出其中。”[17] 按此，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而于兰台、东观校书者又必须通小学，是知兼校书、撰史于一任的东观诸文士必定通晓古文经学。 东观作者还有一个特点，即不少人好为文章。如班固“能属文诵诗赋”，刘珍“著诔、颂、连珠凡七篇。”李尤“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刘毅“少有文辩称，元初元年，上《汉德论》并《宪论》十二篇。时刘珍、邓耽、尹兑、马融共上书称其美。”边韶“以文章知名……著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刘复“好学，能文章。”延笃“能著文章，有名京师。”蔡邕所著诗赋等“凡百四篇”[18] 据《隋书·经籍志》载，东观学者中，班固、贾逵、刘騊駼、刘珍、李尤、王逸、边韶、延笃、崔寔、卢植、蔡邕等皆有文集传世。文章与小学一样，也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桓谭即是“能文章，尤好古学”。[19]何休《春秋公羊传》序为此提供了最确切的证据： 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说者疑惑，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虽问不得不广，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时加酿嘲辞。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 何休为今文学家，他将”治古学“与”贵文章“者视为一体。由此反推，上述以文章著名的东观学者应属古文学家。 东观撰史者通小学、能文章，这都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而反之东汉一流的今文学家如范升、桓荣、欧阳歙、何休等人完全不具备这些学术特徵。由此可知，史学确实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 古文经学与史学能够联系起来，是由其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古文经学反对微言大义，强调对事实的考订、补充，这与史学本来就是相通的，也可以说，古文家对古文经的研究本来就是一种初步的历史研究。二者所不同的是，古文经学只研究经书所限定的时代范围内的历史，而史学的研究则要延伸到当代。由考订古代历史到撰写当代历史，其间只差一步，我们看到，东观作者终于迈出了这合乎逻辑的一步。 在描述经史分离的进程时，前文曾着意指出，经学的衰落是史学兴起的原因。至此，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说，所谓经学的衰落，主要是指作为意识形态的今文经学而言，就古文经学而言，东汉时期，它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是蒸蒸日上。正是古文经学的繁荣才为史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因此，就经史关系而论，今文经学的衰落与古文经学的发达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才共同构成史学发展的前提。 前文还曾指出，”经史“一词的出现意味着经史的分离，至此，还要补充的是，”经史“一词的出现也同样意味着经史仍有密切的关系，史学对经学、尤其是对古文经学的模拟正可说明此点。 总之，史学虽然从经学中独立了出来，但这一转变过程不可能脱离原有的学术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经学。史学对经学的模拟，正是史学刚刚脱离经学后不可避免的特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