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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对史学的影响如此之大，这使得脱离了经学的史学并未获得完全的独立，史学若要进一步发展，还必须划清与文学的界限。 关于文风改变的时间，刘知几在以上三段中，时而泛泛说在班马以后，时而又强调“三史而往”与“今之所作”不同，只有第三段才明确提出始自范晔。按此，文对于史的影响是日甚一日。但不能不注意到，也正是从范晔生活的南朝开始，文与史开始了分离的过程。以下由“文史”一词的使用开始讨论。《宋书》卷58《王惠传》： 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锋起，文史间发。 《南齐书》卷33《王僧虔传》： 僧虔好文史，解音律。 《梁书》卷25《周捨传》载普通六年诏书称： 周捨“义该玄儒，博穷文史”。 《陈书》卷34《岑之敬传》： 之敬始以经业进，而博涉文史，雅有词笔，不为醇儒。 《魏书》卷45《韦阆传》： 长子荣绪，字子光，颇涉文史。 《颜氏家训·涉务篇》： 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 “文史”一说，西汉就有，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巫之间”,[26] 东方朔说“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27] 其含义是指文书记事而言，与文学、史学无涉。唐修《晋书》中也有文史一说。《晋书》卷62《祖逖传附祖纳传》： 纳既闲居，但清谈、披阅文史而已。 同书卷69《刘隗传》： 隗雅习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 同书卷90《吴隐之传》： 隐之美姿容，善谈论，博涉文史，以儒雅标明。 按此描述方式，似乎晋代已有文学、史学意义上的“文史”之说。这些记载可能不准确。《世说新语·德行篇》注引王隐《晋书》： “祖纳……最治行操，能清言。” 《太平御览》卷249引虞预《晋书》： “刘隗……学涉有具，为秘书郎。” 《艺文类聚》卷50引王隐《晋书》中有吴隐之任广州刺史事迹，未涉学业如何。王隐、虞预为晋人，在他们的描述中未见文史一词。唐修《晋书》是以南朝臧荣绪《晋书》为蓝本，《文选》卷4《三都赋序一首》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左思字太冲，少博览文史，欲作《三都赋》。”唐修《晋书》所谓“文史”云云，有可能是由臧氏而来。 不管怎样，文史一词被频繁使用是从南北朝开始的，这与晋代使用的经史一词相似，也具有双重含义，既意味着文与史的分离，也意味着文与史还有着紧密的联系。不过，从发展趋势来看，分离是主要的方面。如第一节所述，南朝宋代，儒、玄、文、史四科并立，文与史如同经与史一样是各自分开的。萧统《文选》中收有“史论”若干篇，他在序中论及选文标准说： 至于记事之史，繫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文与史的区别在此表述得清清楚楚，史书中的赞、论等入选只是因为有文采而已。《颜氏家训·省事篇》： 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性多营综，略无成名，经不足以待问，史不足以讨论，文章无可传于集录…… 这与前引刘邵《人物志》中把“文章”与史混同的观点已迥然不同，史与“文章”终于区分开来。到唐代，文与史的分离进一步完成，刘知几对“文非文，史非史”的责难、唐修《晋书》卷82史学家集传的出现、《隋书·经籍志》中史部的明确提出都可证明此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有专门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问世。至此，自晋代开始的史学独立进程告一段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