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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经过几十年的演变积聚，到了甲午战争后维新思潮兴起，形成了近代以来思想观念变革的一个高峰，维新人士提出的政治民主、发展近代工商、社会平等、肯定人的自由权利和本性欲求等一系列维新思想，标志着中国近代观念的初步形成。关于这些近代观念形成的源流，以往史家曾作过不少研究，比较一致的看法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民族危机和日本仿效西方而崛起的刺激下，由原来洋务思想和早期改良思想发展而来;另一方面是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这两个方面确实都是维新思想形成的重要来源，但这只是从思想层面就维新精英人物思想的发展流脉和谱系来说明其源流。实则，维新思想不仅从思想层面具有政治改革和思想启蒙的意义，一些内容还与社会普遍性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一般价值观念密切相关。比如在经济生活方面，从传统重农轻商、贱商观念转变为重商、商本观念;社会价值方面，从崇尚纲常礼义到崇尚富强;社会关系方面从尊崇身份等级秩序到社会平等观念;人性价值方面从崇理节欲到肯定人性欲望的正当性等等。这些关涉社会一般观念转变的内容，仅靠对精英言论文本的解读，仅从思想层面来说明其源流是不够的，由于它们涉及到社会生活方式，因而还需从人们生活方式的层面来探索其缘由，还需考察一般社会观念赖以存在的社会民众生活状况。 人们的社会观念，来源于现实生产生活的需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决定人们观念的基本元素。在工业化最早发源的西方，近代化首先是以生产方式的变动为启动力的，科技革命引起机器生产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又带动人们生活方式变化，进而引起社会观念的转变，形成适应工业化、市场化的现代社会观念系统。而中国的情形则与此不同，中国是由被迫通商而被卷入以西方为中心的近代国际市场，进而引起经济近代化变革的，因而不是首先由生产方式的变动，而是由中外贸易引起商业化、城市化及由此引起的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动，启动了社会观念的变迁，因而生活方式的变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回顾鸦片战争后至维新运动前的这五十多年间，由通商贸易及与西方文明的交汇而产生商业化、城市化等社会变动最为明显的地区，是以上海为代表的东南沿海最早开口通商的城市，在这些地区也首先出现了人们生活方式的近代化变迁，同时近代报刊和市民舆论等也初步形成了人们交流信息、表达思想的公共舆论空间，反映了民间观念的变化。因而本文拟就晚清上海为个案，考察生活方式变动与社会观念变迁的相互关系。在这一方面曾有研究者作过一些探讨，指出社会生活与人们的社会心态变化及民主观念、开放性、近代消费观念的关系等等。[1][2]但这些还只是社会观念的一些元素，还未构成近代社会观念系统，而且对于这种观念如何转变的机制尚未有充分的解释。 本文就是基于上述问题，拟通过对晚清上海出现的一些新社会风尚，以及《申报》上汇聚各地士商对于这些现象的议论进行分析，以求对上海所代表的通商城市人们生活方式变动与社会观念变迁的互动关系进行一番考察，从而对于近代观念在社会生活层面的内在源流及转换机制提出一种解释。 一、 生活环境变化引起生活方式变动 上海自1843年开口通商后，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出现了商业繁盛、华洋混居、五方杂处、商贾云集、人口流动等变动，人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与人们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传统生活环境已大不一样。 首先，人们的经济生活环境变化了。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商业繁荣，西货输入，百货流通，商贾云集，商业贸易成为人们经济活动、社会生活的中心，使人们的日常经济活动和生活都日益与市场相联系，日益商业化，与以往小农经济下的自给自足家庭经济方式已有很大不同。 其次，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由于外来人口的涌入及人口流动频繁，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已不同于传统伦理所依托的聚族而居的村社结构，单身人口及小家庭比例上升，社会阶层的构成及相互关系发生变化，如商人地位上升，而以往居于特权地位的士宦乡绅的势力减弱，传统伦理所依赖的社会结构趋于瓦解。 再次，政治及社会控制结构发生了变化。由于西人势力的介入，成为中国官府之外的又一权势力量，对于社会生活有一定的制约性，使以往中国官府一统天下的控制力减弱。特别是华洋混居、由西人管理的租界地区，不再直接受中国官府控制，使以往传统伦理最有力的支撑势力——官府的权力控制和社会制度性控制力减弱，人们的自由空间扩大，并趋于形成市民生活的公共空间。 最后，人们的文化交流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以往在聚族而居的村社生活环境下，人们的言论行动、行为规范及价值观念等要受到族长、乡绅等家族村社权威的控制，受到村社亲族群体的舆论监督。而在上海，这种文化控制机制也伴随着宗族村社结构的松弛而日渐丧失，以单身人口和小家庭为主的市民结构，市场化的生活方式，使人们之间的关系更为独立、平等、自由。同时，近代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也形成了不受官方和上层直接控制的民间公共舆论空间，使人们能够更为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并具有比以往更强的民间传播、呼应等效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