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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商后的上海，人们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生活环境所发生的上述这些变化，与以往相比，具有明显的近代商业化、城市化、社会化趋向。人们在这样的新生活环境下，要维持生存，或生活得更好，就必须改变或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以求适应，因而出现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新生活方式。这些新生活方式一旦出现，并使人们从中得到益处，自然便吸引其他人争相仿效，以致流行成风，形成了新的社会风尚。这在人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各方面都有表现。 例如，在物质生活方面，随着洋器洋货大量输入，人们生活的市场化，洋货进入人们的生活，各类制造精巧、五光十色的洋货如钟表、眼镜、玻璃器皿、洋布、洋油、洋皂、洋钉、火柴等，受到人们的青睐，人们或为了新奇，或为了炫耀，或为了方便利用，或作为馈赠礼品而购买使用，特别是一些物美价廉的生活日用洋货，更引起人们的争相购用，成为人们的日用品，人们也以购用洋货为时尚，形成了洋货流行之风。九十年代初有人回顾通商后洋货流行的情形道：“道光季年，中外通商而后，凡西人之以货物运至中国者，陆离光怪，几于莫可名言。华人争先购归，以供日用。初祗行于通商各口岸，久之而各省内地亦皆争相爱慕，无不以改用洋货为奢豪。”[3]长期在上海生活的文人买办郑观应，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就一口气列举了西国输入的食物、用物、玩好等日用洋货计57种，指出这些洋货“皆畅行各口，销入内地，人置家备，弃旧翻新。”[4][P586-589]可见在上海开埠后二三十年间，洋货流行已日渐成风。 在社会生活方面，商业的繁盛并成为社会活动的中心，使商业成为最能赚钱致富因而最适宜生存的行业，商人发财致富，地位上升，成为人们所羡慕的对象，因而形成人争趋商之风。西人入居、人口聚集、商旅往来、五方杂处等城市化和流动性的居住形式，使人们的社会关系发生变化，以往的一些社会关系规则和行为规范效力减弱，因而以往所重视的血缘亲族关系、诚信、友谊等成分趋于淡化，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更看重人是否有钱，是否有赚钱的能力及赚钱的机会与资源，而不再看重以往所重的社会身份、出身门弟、官衔名分，以及血缘亲情、师友故旧等关系，而出现了贵贱颠倒、尊卑失序之风，以钱衡人之风。在此风气之下，人们交友不问出身，不念故旧，全以衣冠取人：“新交因狐裘而订，不问出身。旧友以鹑结而疏，视同陌路。遂令舆台隶卒辉煌而上友，官绅寒士贫儒蓝缕而自惭形秽”。[5]同时，妇女的生活方式也出现了变化。由于大量乡村妇女流入城市，为了生存而走出家庭，出外作女佣、女工、娼妓、艺人、跑堂等以谋生，因而出现妇女走上社会作工之风。离开家庭流入城市的单身男女增多，及生活方式的市场化，家庭关系松弛，社会交往空间增大，造成男女自由交际之风及姘居之风。 在消费消闲和文化生活方面，随着人们商业化的生活方式，闲暇时间增多，社会交往需求增多，收入的货币化方便了人们的消费，人们的娱乐休闲需求增多，各种消闲娱乐业如茶楼、酒馆、戏馆、说书馆、烟馆、妓馆、赌馆等兴旺发展，形成日渐发达的大众化公共消闲娱乐空间。于是人们无论男女，不拘贫富，都乐于上这些消闲娱乐场所去消遣，而形成冶游之风。而商人的富有，特别是一些暴富起来的新富，为了显示自己的成功和财富，在消费生活中往往逞奢摆富、一掷千金，形成炫耀式消费，在其影响下，人们相互仿效，出现了消费上的崇奢之风和逞富之风。当时报刊诗文中便多有对这种时风的描述：如在酒楼里常可看到“万钱不惜宴嘉宾”[6]、“一筵破费中人产”[7]的豪宴，在妓馆常有“不惜千金付阿娇”[7]的嫖客。人们的衣着装饰也是争趋华丽、追逐时尚，“斗丽争华者层见叠出。”[8]九十年代初《申报》有文记述这种奢靡之风的源起道：“风俗之靡不自今日始矣，服色之奢亦不自今日始矣。溯当立约互市之初，滨海大埠，富商巨贾与西商懋迁有无，动致奇赢。财力既裕，遂于起居服食诸事斗异矜奇，视黄金如粪土，见者以为观美，群起效之。……其始通商大埠有此风气，继而沿及内地各处。……近今风俗之侈靡日甚一日，较之三十年前已有霄壤之别。”[9]在上海率先兴起这种奢靡夸富之风，随后便浸染至内地，遂形成普遍性的社会风气。城市商业化生活形成市民文化氛围，以及人际关系的变化和社会生活规则的变化，也使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松弛，传统伦理意识淡化，出现了社会心理上肯定人欲、追求自由的要求，形成社会风气上的逐利之风，逞欲之风及追求享乐之风。 这些与以往传统礼俗大为不同的新生活方式，被人们相互仿效，流行成风，表明人们认为这些新生活方式，更适合于变化了的新生活环境中求生存的需要，因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仿效，遂成风尚。由此可见，正是由于伴随商业的发展，上海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商业化、城市化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生活需要，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出现了上述这些与商业化、城市化相应的新社会风尚。[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