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户》一书是乔健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联合两位山西本地学者共同写成的，其核心内容是对山西上党地区的乐户的研究。两位山西学者，刘贯文是偏向于历史学的，李天生则专业从事戏剧研究。整个调查是由乔先生设计，三位学者共同执行的。调查结果分为“论述篇”和“资料篇”两个部分，出版在《乐户》一书中的仅仅是论述篇。正如该书的副标题所示，该书一共可以区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一部分是关于上党地区乐户的田野调查，一部分是关于乐户本身的历史考查。由于是多人分头撰写，书中内容非常庞杂而缺乏体系。山西两位学者看起来对田野调查方法和人类学的史学观点不怎么了解，因此，其挖掘的史料虽然非常丰富，但看起来和他们调查的人群之间缺乏明确的相关性。 将《乐户》一书归入艺术人类学的范围来看，这本书并不十分关心艺术本身的人类学解读，而是对从事艺术的人的社会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考查。《乐户》将其关注的人群的历史一直追溯到了孔子及其门徒，但同时也意识到在北魏之前其实并没有发现将乐户视为奴婢的现象。自北魏以来，尤其是唐宋时期，乐户一直是以官方认定的“奴婢”身份存在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雍正年间彻底废除“贱籍”。不难想象，雍正之后，乐户并不一定愿意摆脱他们的历史身份，就算想，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即便到了共产党在山西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这些乐户仍旧是被区别对待的，他们分到的土地要远低于当时农民的平均水平。乐户在历史上主要参与迎神赛会、红白喜事和皇宫勋贵的消遣娱乐，其实大多数人生活并非十分困苦，只是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简直与妓女比肩了。 上党地区的乐户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唐代，但看起来可靠的史料并不丰富，本书对当地乐户的历史并没有深究。当地乐户将周围各个乡镇村落划分成隶属于不同乐户家庭的“衣饭”，有衣饭的乐户家便可以雇用其他乐手组成乐队，出门赚钱。这个衣饭制度是在废除贱籍之后形成的，与乐户的流动性下降有直接的关系。衣饭是官府授权一个地方的乐户首领“总科头”划分的。衣饭可以出租（一般五年），也可以出卖，儿子分家的时候也要分衣饭。但对于“总科头”是如何产生的，其管辖的区域又是如何定义的，书中都没有具体交代。乐户生活状态相当随意，赌博、吸毒、嫖妓、酗酒看来都是平常之事。乐户实行行业内婚制，这种情况在解放之后明显有所变化，但非行业内婚的家庭离婚率很高。 祭祀的行业神成为咽喉神，在上党地区调查的时候还能看到一些破败的咽喉神庙。关于咽喉爷的来历，作者举了很多例子，但到底莫衷一是。这个咽喉爷有可能就是教坊妓院供奉的白眉神。但从书中所提供的民间文本来看，我以为这个咽喉神恐怕与历史上的瘟疫和戏剧的驱邪能力有关系。事实上，除了乐户祭祀之外，其他人在每年十二月初八（腊八）也要参加祭祀咽喉神的活动。乐户在家里也会祭祀咽喉神，而且是当作一个全能神来祭祀的，并非只与吹打有关系。除了咽喉神，乐户还有乐星崇拜和面具崇拜，前者与二十八宿有关，后者则与傩戏中的面具崇拜堪有一比。 乔健先生研究乐户，关心的问题在于对“地位”与“角色”理论的反思，即：角色是地位的动态表现以及角色与地位的统一这样的西方观点不足以解释乐户在当地社会中扮演的各种角色之间的关联性，尤其不能解释何以乐户的社会地位如此低下。在我看来，这无疑是受到了杜蒙（Louis Dumont）的启发，即，地位并不是单纯在社会横向互动中确立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他同时认为，杜蒙在印度的经验基于洁与不洁的严格区分，也不能用来解释乐户。乔健引用了费孝通关于中国社会的垂直整合的观点（我没有找到出处），希望通过将乐户的历史与巫觋的历史相关联，通过历史的纵向的连贯性，来解释乐户的角色整合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