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剖析张家川。“熟人社会”的成因与特点，离不开对整体环境的分析。首先，张家川回汉杂处的“熟人社会”是中国西北尤其是甘青宁地区的缩影，甘肃省是回族人口位居第二位的省区，而张家川就是甘肃省内除临夏之外回族人口聚居最多的自治地方。因此，张家川超民族界限的“熟人社会”的形成就是建立在此地回汉长期杂居的历史基础之上的。从地理上看，张家川位居关陇交通要道，从元明开始，已有少量回族居住。到清代中期，境内汉多回少，有“汉七回三”之说。民族成分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是，清穆宗同治年间(1862—1874)西北回族反清斗争失败后，清政府把被迫投降的回民安置到甘肃清水、秦安两县境内的张家川镇、恭门镇、龙山镇、胡川、刘堡、平安、张棉驿、川王，连五、梁山、阎家等15个乡镇，被安置在张家川的降清回民共有5万人左右。至此，张家川地区的民族成分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以前的汉民多回民少变为回民多汉民少的回族聚居区。 其次是张家川回汉群众之间的相互熟悉。以G家人为例，就有父系一脉是汉族，母系一脉是回族的家族成员。众所周知，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回族主要是族内婚，而汉族也多与汉族通婚，然而，据在张家川工作生活的亲友介绍，即便是在张家川这样民族宗教色彩较浓的地方，回汉通婚也逐渐增多，但是几乎都是另一方皈依伊斯兰教来解决双方习俗差异的问题。不论是回汉族内婚还是回汉相互通婚，基于生活在共同地域而衍生出来的对兄弟民族的熟悉、了解与信任都是双方关系的主轴。其族际关系形成机理可以在“工具性依赖”的“谢里夫试验”得到应验。1961年，以谢里夫(Sherif M)为首的心理学家们邀请22位彼此不认识的男孩分成两队到郊外露营，两队营地相距甚远，互不来往，各队队员自然形成一个友善、内部团结的群体(ingroup)。在实验的第二阶段，故意安排两队从事相互竞争性的活动，比赛的胜利只属于一方。因此，两个群体彼此敌对。在实验的第三个阶段，谢里夫安排了一个使两组队员形成工具性依赖(instrumentally interdependent)的实验条件，即两个群体必须通过合作才能达到一系列共同满意的超级目标(super—ordinate goals)，如此经过多次相互合作的经验后，戏剧性的结果出现了：两个群体间不仅逐渐消除了隔阂与敌对，而且产生了深厚的友谊。谢里夫的试验是解释族群关系的浅显易懂的最好样本，试验的第一阶段可以看作是各个民族形成发展初期，试验的第二阶段产生了民族之间资源的竞争和争夺，第三阶段由于共同利益的存在和依赖，民族之间开始了合作，而且在合作的过程中打破了民族的界限，进而产生了同伴的感情和集体归属感。通常接触理论认为由于群体间的接触对刻板印象有影响作用，因而对偏见态度和歧视行为也产生着影响，认为敌意性的刻板观念源于社会性隔离以及受个人相识、了解的不完整的影响，当接触是一种正常的接触种类时，处在一种有利的背景下，就会倾向于减少偏见和歧视。[7]长期的共同生活和经济联系形成的“互嵌”格局，正是回汉两个民族形成工具性依赖的前提，而持续接触使得双方熟悉程度不断加深，最大程度地减少了相互隔阂的滋生，因此，相对狭窄而紧凑的空间和生活圈子正是“熟人社会”产生的重要土壤。 再次是张家川回汉群众对对方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认可与尊重。一个方面是汉族人尊重回族人的习惯。在这次葬礼中，G家人考虑到可能前来体恤慰问家属的回族朋友的生活习惯禁忌，特地没有置备猪肉，而且专门聘请回族厨师准备符合清真宰杀程序的牛肉，充分尊重回族厨师的自主权，由其自带锅碗餐具，招待人的筷子、纸杯都用一次性的，不仅无碍前来凭吊亡人的汉族亲友，而且方便了回族朋友来家里茶歇慰问。这样的安排，既秉承了G家人的先长辈在张家川这样的回汉杂居地区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的良好家风，也是与整个张家川地区回汉群众历史上长期传承下来的互敬互让的优良传统这样的大气候、大环境分不开的。 另一方面，则是回族人对汉族人习俗的尊重。无论是在大棚边准备饭菜的回族师傅，还是前来看望慰问家属的回族干部群众，都对汉族丧葬仪式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与尊重。笔者看到送来的挽联中，也有回族书法家写的哀悼亡人的挽幛或文字。甚至有熟识的阿訇等回族宗教人员也前来慰问家属，虽然大多行程匆匆，稍做停留，但是都表现了来自两个民族的熟人朋友之间哀悼逝去老人的共通的情感，同时透射出彼此之间对差异的包容与豁达态度。民族生活习俗的迥异并不能构成人性哀思故去亡人的阻碍，葬礼成为民族间情感交流的桥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