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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近三百年，作为一个享有政治、经济和法律特权的利益集团，旗人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加强着对这一身份的认同感，也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他们相对于汉人而存在的独特地位。晚清时京城流传“只问旗民，不分满汉”之说，八旗与内务府三旗成员之称旗籍，犹汉人之称民籍，“旗人”既是八旗人丁的自称，更多的又是汉人对满人的他称，旗与民之间的界限，比满与汉这两个人群间的界限更清晰也更严格。所以，研究清朝的“满族史”，是无法只将八旗中的满洲成分单独提取出来的，而应该将八旗视为一个整体，将八旗内诸多的非满洲成分，也一并作为“满族”来对待。这样说当然有明确的限定，那就是时间。也就是说，只有在清朝，满族史与八旗才能够等同，在清朝之前与之后，都是不可以的。 学界通常将满族的历史渊源回溯得非常久远，认为两千多年以前的肃慎是它最早的先人。但前辈学者也特别强调：“肃慎的历代后裔和满族是既有关联又有区别的，不应该把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的发展过程作为满族本身的发展过程;但是，在满族史中如果把肃慎以下迄明代女真的世代相承的关系与满族割裂开来，也是不能正确反映满族悠久的历史渊源的”，当为不替之论。 对于清朝之后的满族，恐怕也应该有同样的认识。1911年清朝覆亡，1924年八旗制度最后解体，旗人作为一种身份，已经不复存在。以至于在1950年代初，当这个族群作为“满族”，并被国家民委正式确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的时候，仅以北京为例，其人口已经从清末的60余万减少到8万人。1950年代以后，满族被重新建构，然而，这个经过剧烈变迁后重新建构起来的族群，却已经不再是清代的那个人们共同体，大量当年的旗人包括满洲人并不认同这个新的“满族”，而是加入到汉族、蒙古族或其他民族中间。待到1980年代，由于国家民族政策的相对宽松，又有大量在清代从未加入过八旗的一些地方群体和个人，包括金朝女真人以及其他各种人的后裔进入了“满族”，致使满族的人口猛然突破千万，成为当今仅次于壮族的中国第二大少数民族。这就表明，清朝之后的“满族”与清朝的旗人，也如满族与前代女真等一样，存在着既有关联又不能同的关系，清代旗人的历史与今天满族的历史不能割裂，但今天的满族与清代的旗人也不能等同，否则便会引起诸多叙述上的混乱。 二、 晚清之后“满族”之称的出现 (一)民族与民族主义 如今，学界恐怕没有人再会否认“民族”“民族主义”乃至“国家”这些名词都是从国外传入的了。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开始接触到源自西方的“nation”“nationalism”和“nation-state”等具有现代政治含义的概念，这些概念在欧洲也是近代启蒙运动的产物。孙中山曾经将“nation”音译为“那逊”，因为他知道汉语里没有这样的一个词，可以同时表达“国家”和“民族”两个意思。当时“民族”的内涵跟今天的有所不同，那是与“民族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族主义的实质，是“民族建国”，民族建国所要建立的，是单一民族的国家，他们认为一个民族就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国家，任何一群人只要自认为是一个民族，便有权在他们居住的领土上享有独立的国家主权，并拥有自己的政府，全权治理这个国家。即如盖尔纳(Emest Gellner)所言：“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而由满洲建立的清帝国，却恰恰违反了建立单一民族国家原则，这也正如盖尔纳提到的：“违反民族主义有关国家和民族合一的原则，会深深伤害民族主义情绪……对这种情绪伤害最深的，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种裔差异。”这便是以孙中山等人为首的革命党人要驱逐满洲，建立一个单一民族(汉族)的中华民国的理论基础。至于这样的纲领和主张，到底有多少真的是出于三百年来对满洲统治的民族仇恨，倒是位居其次的。 要建立单一民族国家既然成为纲领，成为原则，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缔造这个“单一民族”，也就是当时人所称的“国族”。革命党人和立宪派，都投入了这个将汉族重建为国族的过程。早在清亡之前的1901年，梁启超撰写《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就呼吁“中国苟欲图存于生存竞争之大潮，其唯‘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一途可循”。得到知识界的群起呼应。以西方“国族国家”为典范，着手从事于中国“国族”的塑造，包括提出一套以黄帝为中心的“符号政治”，打造出一个新的国族——汉族，进而构建起近代中国国族意识的活动，就此而轰轰烈烈地兴起。对于这个曲折复杂且内涵丰富的过程，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相关研究，并有大量成果出现，不赘。 (二)作为“民族”的满洲 已经有学者指出，在王朝政治统治之下，满洲人或满人、汉人等不同群体均非一个有着清晰边界的群体，所谓的“汉人”也不过是历史上“诸夏”形成的以农业文明为特征的群体而已。而在“汉族”被轰轰烈烈地构建的历史过程中，满人是作为他们欲图驱逐的对象而出现、存在的。那么，在这个构建汉族的过程中，与之相应的“满”究竟是不是也应该算作一个“民族”呢?这从当时人对“满人”的称呼中，或可得到某些答案。 在清末民初，“满人”和“旗人”是当时人最常用的两个词。将满洲与“族”联在一起，也是在这个时候才出现的。如梁启超：“……曰：排满者以其为满人而排之乎，抑以其为恶政府而排之乎?……曰：必离满洲民族然后可以建国乎，抑融满洲民族乃至蒙苗回藏诸民族，而亦可以建国乎?”不仅将满洲作为民族，即“满洲民族”，同时也将“蒙苗回藏”都作为“民族”。但是如何称呼“满”，还是没有统一说法。 “满族”一词更多地出现在革命党人的文章之中：“满洲与我，族类不同，此我民族所咸知者也，即彼满人亦不?然自附……是则满族与我，真若风马牛之不相及，无他之问题可以发生”。“扩张满族政事上之特权，巩固满族军事上之实力，遏绝汉族之民气氛，扩张满族之生计。”再如： 宪法固然定成，自是他满人的好处，并不是吾们汉族的好处，虽说汉人可以干预，但做议员的人，都是几个劣绅依赖满族势力的。我们汉族人，千万不要被满洲瞄住，他们满洲人的罪恶，已大的了不得。 几篇文章的时间都在20世纪初(《民报》于1905年11月26日创刊于东京)，将“满”作为一个民族的名称来称为满族，当自此时始。而他们所说的“满族”也很清楚，指的就是满洲，而不是旗人，汉军旗人以及内务府包衣是不包括在满族之内的，参看两例，一是： 吾汉族以不甘满洲压制之故，而必革命以求共和;彼满族怀抱拥护皇室之心，而竭力以与吾民为敌，此皆出于权利义务之思想，而为物竞之所当然，固无所用其褒贬。吾所为不胜恻隐之衷，必欲出诸水火而登衽席者，独此最少数之汉军包衣已耳。呜呼，此数十万之汉军八旗者，夫非犹是吾轩皇之贵胄也哉，徒以生长边隅，不幸值祖国之不竞，胡虏披猖，遂至沦身左衽，长为异族奴隶，要其心岂尝一日而忘故国耶……二百六十年来，汉军虽欲自附于旗籍，而满人终视如异类，其权利曾不得与蒙古相比并，而汉民之对于汉军，则总以为旗人也而外之，此数十万人者，遂为两无所归之民族矣。 另《民报》有这样一段文字： 满之于汉，非同族也……虽乡愚妇孺，训其家人必曰：“鞑靼非吾族类，不可与亲”。学步之童，见有长袍同髻者，无不惊啼却走。年稍长者，群集门外，相与指点私语曰：“此旗人!此旗人!(旗人固包涵八旗而言，非仅满族，然闾阎之民不知此别，徒以其与满人同化，遂并生厌弃，亦愈足见其怨满洲实深矣。惟他族均为满人所率，出于无已，我不必一例排之，他日将著‘排满不排他说’一文公于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