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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段文字并非出于一人之手，但都包含了同样的几层意思：其一，他们所说的“满族”，都是指的“满洲”而非旗人。后者说“旗人固包涵八旗而言，非仅满族”，前者说：“汉军虽欲自附于旗籍，而满人终视如异类，”可见他们很清楚八旗的特点。其二，由于八旗内的非满洲成分多年来与满人“同化”，所以在外人(即民人)眼中，已经很难与满洲区分开来，并且都因他们是旗人而“外之”了，这是事实。其三，他们以汉军“遂为两无所归之民族矣”的尴尬处境，来缩小打击面，并争取汉军的支持，这是出于政策的考虑。美国学者路康乐注意到了这个事实：“义和团运动之后的几年里，革命派对满人有许多称谓，‘旗人’一词却显然不在其中，这很奇怪。”上述革命党人将满洲与八旗区分开来的说法，或者就是对他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 不过，即便如此，也仍有人连这样的“满族”也不承认，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叙述清前期历史，认为“女真人早就被汉人同化了，充其量不过剩下爱新—金——一姓而已，这能叫做‘满族’么”?“历史上何尝有一个‘满族’”?又何尝有一个‘满洲国’”?如果说一些革命党人的做法，是将满洲从旗人中分离出来，那么萧一山等人的做法又进一步，将爱新觉罗从满洲分离出来。这种看法，在当时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三、何谓“旗族” 有意思的是，旗人的态度与这些革命党人完全相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极力宣称旗人是一个整体，并创造出“旗族”这一称呼，晚清时期，“旗族”一度盛行，正是旗人表达对满人认同的一种方式。 “旗族”之称出现得比“满族”更晚，最初见于清末一些官员的上奏中。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初十日，掌江苏道监察御史贵秀奏纂通礼、增姓氏、撤驻防等化除满汉畛域六条办法：“况满汉共戴一君主，共为此国民，衣服同制，文字同形，言语同声，所异者不过满人有旗分无省分，汉人有省分无旗分耳。宗室出自天潢，系本亲贵，原不可等同于齐民。其外若满、蒙、汉均是臣子，旗族何贵，汉族何贱，亦奚用轩轾为耶。”所谓“旗族何贵，汉族何贱”，将旗族与汉族并列起来。又如宣统元年五月二十五日，吉林行省关于旗务处酌裁员司薪津的札文内称：“伏查吉省为旗族根据之地，是以旗户居其多数，而旗务之繁，不惟异于各省驻防，即在东三省中，亦以吉林为最。”指吉林为旗族根据之地，也是将其看作是一个族群而言的。再如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京畿道监察御史崇芳奏称：“惟臣闻此等乱党确系种族革命，所树伪帜有复汉灭满等字。该省新军内全数旗兵均被残害，情形狂悖。凡属旗族无不闻之发指。”这样的用法很多，恕不一一。 辛亥革命后，清帝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拟定了《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和《优待皇室条件》。其中一条规定“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这使“旗族”之称一度盛行。最典型的一事，是1913年社会上出现过的一个组织，名字就叫“共和旗族生计同仁会”，是由前清时内务府三旗的成员构成的。他们的代表张文凯向民国政府递的呈文，是要求将内务府三旗与外八旗一视同仁，起因是民国政府欲将内三旗粮饷归并到八旗一体发放，严重影响到内三旗旗人的生计。该呈文称：“粤自共和奠定，五族合为一家，原无畛域可判。况旗族视同一体，有何性质可分?若可区别，何以优待条件只浑称八旗，并未以三八内外等字样阴启虐待之端，必欲借词剥削，则归并皇室者皆为奴隶，而平等程度永不可期，生计问题无由筹定，是不以国民视三旗，直以不齿待三旗，背优待之约条，失信仰于中外，所获者小，所遗者大……”该呈文的诉求固然是经济利益上的，但民国政府将内务府旗人一律视为奴仆，将其与外八旗分离而不一视同仁，显然是为了尽量缩小优待八旗的范围，而这些人将自己组织特别定名为“旗族”的同仁会也别有深意，那就是强调八旗无论“三八内外”(即内务府三旗和外八旗)都是一体，应该一体享受优待条例。在这里，所谓的族群认同、族群意识之类都退居其后，最关键的是生计，是生死攸关的切身利益。 对于旗族之称予以充分阐述的，当属汉军旗人章福荣，他于1914年四月创办《旗族》月报，并以子伟为笔名，撰写《旗族解》一文： 八旗之种族就概括言之，既由满族、蒙古族、汉族组织而成，故其民族之名义不得谓之满族，亦不能谓之蒙古族，又不得谓之汉族，自当另有名义，始合人种学之公例。往昔人士以皇帝为满族，八旗中又有满族之一部，遂误认八旗之种族为满族，此等解释，固不适于事实衷于理论矣，然我族岂可自误用于名义耶?顾八旗制度虽分满洲、蒙古、汉军，其所享之权利、所处之阶级亦各有不同，然相视莫逆，无异本支，式相好矣，无相尤也。融三族为一冶，已别成新民族之一种。其同化之原来，由于旗制，其民族之衰微，综厥于饷糈。 章福荣的说法不无道理。八旗虽然是由满、蒙、汉的成分组成的，但与满族、蒙古族和汉族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将其称为满族、蒙族或汉族都有以偏概全之误，不如在这三者之上“另有名义”，也就是再造出一个新名词出来。他不同意将“八旗之种族”称为满族，认为满、蒙、汉在八旗之内相处既久，虽有差异，但相视莫逆，无异本支，早已融为一体，成为新民族之一种。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章福荣是汉军旗人，他对“旗族”之称的热衷，表现了他对旗人这一身份的认同，也是对革命党人欲分离汉军与满洲的一种回应。 但他的建议并未得到接纳，旗族一称也终归消失，究其原因，主要是他提此建议时已是1914年，清朝和八旗都已不复存在，而旗制不存，旗族焉附?再进一步说，优待条例既然已成一纸空文，算不算旗人又有什么意义?本书前面强调过，只有在清代，旗人与满人才是等同的，一旦八旗解体，很多原属旗人的部分已经不复存在，再用一个化为乌有的名词来为这个族群命名，就不合时宜，也注定不能持久了。 不过，“旗族”之称也不是一下子就消失的。在清朝覆亡、八旗制度烟销云散之后多年，亦未绝迹。1929年，芙萍撰《旗族旧俗志》就是一例。这已经是清亡近20年之后了，作者对旗族的解释，与章福荣的说法一脉相承：“旗族各派自居京师以来，分旗办事，满汉两派化为一种混合制矣……虽为满派亦有居下五长者，虽为汉派亦有居上三旗者。”又说：“旗族之原始既明，所以旗族在精神上代表一种北满的旧文化，通用之文字，最初以“满洲字”为标准。据家祖云，清季初年，旗族居京，正处盛朝时代，其旧风未退，故通行之语言皆翻其满洲话，华贵之气溢于言表。时京师非旗族人及旗族之汉派(即非满洲人——详上节)多羡慕而效颦焉，犹之近世中国人趋重鬼子话以求“吃香东西”者然。”将八旗汉军称为汉派，强调其与满派亦即满洲在旗内已经“化为一种混合制”的关系。回顾清末时风气时，对于旗族的“华贵”和汉军旗人以及汉人争相效仿的做法，还不免流露出些许沾沾自喜之态。 “满族”和“旗族”在晚清与民初曾并行于世，旗族之称终因旗之不存而消失，满族却被沿用下来直到如今。但必须小心的是，这个名词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含义。我们今天说清朝的满族，指的就是八旗，与革命党人所说的满族不同。而从1949年起，这个族群在经历了从解体到重建的过程之后，其人员构成、经济文化乃至认同意识等，却都无复是清代的满洲，而是一个新的“满族”了。至于从清朝覆亡到1949年之间这段时期，则是此满族向彼满族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这个民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也是满族作为一个族群形成的关键时期。 作者简介：定宜庄，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2期，文章注释请参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