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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继续在文学领域辛勤耕耘，他的侧重点转向文学理论研究。 他写出了几十万字的文学评论文章，在古典文学研究、新诗创作、 文学批评理论等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就。    我们要深入了解一位大学者，除了研读他的作品，他的亲属和后人也会给我们提供第一手的资料，他们的看法也是很有价值的。为深入了解何其芳的学术及生活，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何其芳之女何三雅和何京颉。 “何其芳现象”的提法并不正确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位著名的诗人，何其芳先生在生活中的诗人气质表现得明显吗? 何三雅、何京颉(以下简称“何”)：在公众的眼中，我父亲是一位诗人，但在生活中他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多愁善感、浪漫、潇洒……他踏踏实实地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他和我母亲相识于延安，他们相濡以沫，相互扶持，走过了几十年既有欢乐又有苦难的人生旅途。 《中国社会科学报》：他是一个感性的人吗? 何：父亲是一个感性的人。他热情、开朗，喜欢与人交谈，和小孩子开玩笑，和菜店的售货员聊家常……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喜欢他。 他对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感兴趣，我们家曾藏有大量的书籍、画册、唱片。他很欣赏古今中外的美术名作。在音乐方面，他不但喜爱中国传统艺术如昆曲等，也喜爱西方的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他认为这都是纯粹的艺术。他天性乐观向上，即使在“文革”期间，他也是怀着希望，坚持到梦魇结束的那一天。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一种说法，叫“何其芳现象”，意思是以何其芳为代表的一批现代一流作家，在新中国成立后几乎都没有优秀作品问世。两位怎么看? 何：关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所谓“何其芳现象”，我们认为这个提法并不合适。 父亲年轻时写诗歌、散文，多以爱情为主题。他的这些唯美主义风格的诗与散文广受读者喜爱，获得文坛好评。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从精心为个人编织的美丽虚幻的梦中醒来，加入了革命的队伍。他忧虑民族存亡，关心民众疾苦，这种思想的转变必然会体现在他的作品当中。他一改以往柔美、细腻、雕琢的文笔，转向较为朴素、自然、明朗的风格。他的作品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了人们的斗志。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继续在文学领域辛勤耕耘，他的侧重点转向文学理论研究。那时他担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后归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1977年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后来担任所长，一方面负责全所的业务工作，另一方面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行政和人事工作上。他每天的工作量都很大，以至于还想看书写作，就只有少睡觉少休息。晚饭后，他一般是先睡一会儿，然后半夜起来看书写作直至凌晨，才刚睡上两三个小时又得起来上班了。年复一年，他的作息时间没有改变过。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出了几十万字的文学评论文章，在古典文学研究、新诗创作、文学批评理论等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例如，他提出的“典型共名说”、他对现代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以及在如何对待文学遗产等方面的论述都受到了学术界关注，他为新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和研究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这样看来，怎么能说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几乎没有优秀的作品问世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