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莎朗·佐京 图/莫非 ◆莎朗·佐京是纽约文化与建筑的书写者，她的研究领域涉及消费社会与文化、美国与法国的经济新秩序和前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日前，佐京教授在复旦大学访问之际，就她著作中的概念如象征经济、她的新书与简·雅各布斯著作间的关系、文化创意园区的发展等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本报记者 李纯一 作为城市的使用者，我们知道城市并非本该如此、并非一日造就。但是，除此之外，很有可能现有的城市景观已经宠坏了我们的眼睛乃至感受--标准化的麦当劳成为熟悉感与安全感的来源，周末里人人都去一站式封闭购物中心“赶集”,公共建筑具有唤起或压抑某些感觉的隐喻。类似于这样的城市故事，不仅在纽约，也在上海发生。 但是，佐京认为，相比上海以政府决策为主导的模式，纽约的城市规划必须公私合作，所涉及的问题要复杂得多--“要搞清楚怎样建造基础设施来帮助开发商，如何帮助开放商获得土地等等”,并且，“要以舒适原则来平衡权力和奢侈非常困难，纽约市的城市规划相当薄弱，对政治家来说，很难达到这种平衡。”不过，纽约在立法建造“廉租房”这一点上“不同于其他美国城市”,佐京说，“纽约没有毁坏市里的公共房屋，而是尝试修复这些公屋或社会住房。现在仍有大量居民住在这些租金低廉的房子里--而芝加哥、亚特兰大等地已经把它们都拆了。” 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低收入人群聚居的大街区，其居住环境往往十分糟糕，公共设备也不甚理想。不过，佐京展示了曼哈顿、布鲁克林一些商业区新出现的混合出租办法--“开发商将廉租房与面向市场出租的公寓整合在了一起。目前我们还不能肯定它能否一直这样良好运转下去。比如说开发商建了一幢房子，里面有600套公寓，它自愿提供比方说160套作为廉租房给低收入家庭；当然并非所有开发商都愿意这样做。作为回报，市政府会同意开发商建更高的楼，造更多公寓。” 还有一种模式也可以防止某些街区的衰落或者被放弃--“纽约市还在建设新的公共房屋，有很大一片街区，而且还有不少高价房靠近公屋。这在二三十年前不常见，如今却是值得研究的案例--这些靠近公屋的房产，价格并没有受到影响。此外，我要强调的是，美国政府正在制定政策来开发住房，推进城市规划，将低收入者从市中心迁往别处，使他们不集中在一个街区。” 莎朗·佐京（Sharon Zuki n）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现为纽约市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她是纽约文化与建筑的书写者，此外，她的研究领域涉及消费社会与文化、美国与法国的经济新秩序和前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她因《权力地景》一书获得赖特·米尔斯（C.Wri ght Mi l l s）社会学研究奖，并且获得了美国社会学学会社区与城市社会学的罗伯特和海伦·林德（Robert and Hel en Lynd）成就奖。佐京著有《裸城：真实都市空间的死与生》（2010），《购买点：购物如何改变了美国文化》（2004），《城市文化》（1995），《权力地景：从底特律到迪斯尼世界》（1991），《阁楼生活：都市变革中的文化与资本》（1982,1989），《马克思与铁托之外》（1975）。她还与迈克·索尔金（Michael Sorki n）合编文集《世贸中心之后》（2002），与保罗·迪马乔（PaulDi Maggi o）合编《资本的结构》（1990），还编有《产业政策：美国与法国的商业与政治》（1985）。去年年末，佐京教授在复旦大学访问之际，就她著作中提及的概念如象征经济、她的新书与简·雅各布斯著作间的关系、文化创意园区的发展等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文汇报：您的《城市文化》（Cultures of Cities）一书，是研究文化与城市关系的代表作。您在书中所定义的“文化”是复数，其内涵究竟是什么？ 佐京：在这里我想要表达的是，城市中的文化始终是复数形式的，不会只有一种文化、单个群体的文化或是由国家强加于整个社会的文化。城市是巨大且多样的，这是其最基本的定义。文化就是讨论城市多样性的一种方式--不仅是人口的多样，还有活动、语言、风格和兴趣的多样。因此，在美国的城市里，文化有三种含义。 一是最基本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喝水、酒、茶还是咖啡，穿怎样的衣服等等。二是指文化群体，也就是你祖上是来自欧洲还是美国，有时候甚至是宗教意义上的--这是一个混合的类别，界线并不明晰。我们称之为族群（ethnicity）或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不过这两个词有一些分别。族群是政府或其他人在看待你和你的群体时用的词；族群认同则是你自己由自己的来源所选择定义的。 所以，当你来到一个人口相当多样的国家或城市的时候，你可能会在相对狭隘的国家、地区认同之外，为自己创造一种新的族群认同。比方说，有位来自安徽的移民，他来到纽约，但没人知道安徽在哪儿，于是他会说，我是中国人，不过最后他会说，我是亚洲人。从1960年代起，美国的人们发展出一种谈论族群的不同方式，即强调每个人都是美国人，因此人们不再会说我来自安徽、我来自中国、我是亚洲人，而会说，我是亚裔美国人。这就变成一种认同--族群文化在你迁移到大城市以后会变得不同。 文化的第三种含义，是作为一个产业的文化，这可以包括创意产业，以及新闻、美术、雕塑、写作、戏剧、音乐等等，在大城市里，都会有一个金融中心和媒体中心，创意产业工作者有许多市场。这个产业可以是只有一个人的油画工作室，也可以是广告社或者报业集团。 一些高附加值物品的生产回归到大城市 文汇报：大城市也是您所说的发展“象征经济”的地方？在《城市文化》里，您提到把文化视作“生产基本商品的一种方式”,通过符号创造活动来开展文化产业。 佐京：确实，我很强调族群和文化产业领域真正的多方面发展，或者在城市里拥有金融中心和媒体中心，因为这是人们发展象征经济的地方--人们在市场里创造、交换符号。在上海或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各种文化认同都获得多重市场的发展。然而，在族群意义上的文化也即作为传统价值和生活方式的文化，与创造性意义上的文化之间，必须努力做到平衡--就像人们在权力间寻求平衡一样，我们一方面追求奢华，另一方面也要求舒适。因为，在现在的城市里，每个人都风风火火、急着要卖东西，即便他们正在售卖的是一种文化--这样的城市对于想要追求良好生活方式的人们来说可并不舒适。我想，上海的市长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上海是座非常现代化的城市，但是现在多少有点迷失，许多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作为族群特征的文化、作为传统的文化，在这个高楼林立的现代都市里已经消失了，人们所拥有的空间和时间都非常少，没法发展不同种类的文化。现代化通常都会导致单质化。 文汇报：象征经济依赖于符号，那么除文化产业之外，人们是否也在逐步脱离物质生产--而这一般来说是上层建筑的基础？ 佐京：多年前我在法国和美国研究产业变迁的问题。那时候我不相信经济可以脱离制造工厂而存在。但是正如全球化让我们看到的，生产、制造的场所已经变得不同，许多制造工厂都迁离出了城市。比方上海就不再有那么多制造工厂，现在搬到中国其他地区，甚至搬到越南。我们看到物质生产制造在地理上的变迁，而与此同时，一些高附加值物品的生产则回归到大城市。 在纽约布鲁克林，一个增长的产业就是食品生产，但不是那种生产成千上万升牛奶的大工业，而是非常专门、有特色的食品生产，可能是一个人拥有一家小小的烘焙店，售卖时下流行的纸杯蛋糕。如果你看到这里有家纸杯蛋糕店，你就知道这地方是属于中产阶层的。因为纸杯蛋糕除了小孩子都喜欢以外，是一种有点精英化的小点心。手工制作的冰淇淋也是一个例子。 像这样的食品生产店家，上个世纪时都搬离出纽约城了，甚至还有许多食品是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但是现在，城市里开始出现想要自制食品的人，甚至还有关于都市农业的讨论--阳光明媚的好天气里，人们可以在花园里自己种蔬菜。甚至还有建筑师和规划师在想像，是不是能建个人工生态塔，里面有土壤、有水，然后就能实现本地的食品生产。总之，现在一个普遍的趋势是，作为初级物质资料生产之一的食品生产，已经回归了城市。 纽约从未有过重工业经济--曾有过一些汽车制造厂，1960年代之前纺织业和印刷业在纽约地位较高，就像上海曾经也是纺织业重镇一样。但是因为地价昂贵，也因为工业逐步自动化，到1970年代的时候，这两大产业的规模就越来越小。 那么，大城市是不是有一天会脱离物质生产呢？我认为现在生产的空间已经大大扩张了，人们都一定会认可这种地理上的变化。飞机、汽车、轮船还是要有人生产，但并不是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会走这个模式了--如果有许多人在先进技术生产领域工作的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