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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野叟曝言》的结尾部分叙写文素臣之母水氏的百岁寿典，其妄诞狂想至此臻于极致，但这一情节挪用了乾隆皇帝为其母崇庆皇太后举办的万寿庆典，也为这部小说打上了乾隆时代的历史印记。作为庆典的高潮，百出戏曲《圣母百寿记》在内容、形式风格，以及戏曲结构和戏台景观等方面都受到了宫廷大戏(尤其是万寿戏和连台大戏)的影响。小说的叙述者通过对戏曲表演的叙述，为整部作品做出回顾与前瞻，凸显了它帝国想像、自我点评与后设叙述等重要特征。 关键词:《野叟曝言》；帝国想像；万寿庆典；小说结尾 对于当今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来说，很少有哪部作品像《野叟曝言》这样令人感到棘手。夏敬渠（1705-87）倾尽心力撰写而成的这部章回小说，宏富赡详，洋洋洒洒，长达一百五十四回，百余万言，堪称中国古典小说之最，但它却饱受争议，而且争议的程度，似乎也与其长度成正比，远过于其他的作品。[1]例如，鲁迅的看法就是负面的："以小说为庋学问文章之具，与寓惩劝同意而异用者，在清盖莫先于《野叟曝言》。"[2]上世纪七十年代，侯健以一篇题为《〈野叟曝言〉的变态心理》的论文而再度引起了人们对它的兴趣，只是这一兴趣与其说是文学的，不如说是心理学和病理学的。侯健沿袭了小说作者的自况说，但不再注意作品的政教主题、宏大叙述与无所不备的知识参照系统，而将其视为现代精神分析的理想对象，变成了一份不打自招的口供病历：他在小说主人公文素臣的身上，读出了作者的恋母情结、拜物癖、表演欲、白日梦者的妄想狂等症候。这一诊断式解读，骇人听闻，旨在颠覆夏敬渠全力打造的文素臣这一儒家理学完人的形象，同时也揭示出小说叙述内部巨大的心理张力，以及作者的落魄人生与辉煌梦想之间的戏剧性落差。[3]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野叟曝言》在作者生前默默无闻，但在1881年刊行前后，却出现了报界访求书稿，相互竞争的情况。而刊出之后，也一度广为传播，甚至在都市公众和文人圈内产生了跨界的轰动效应。梁启超在小说界革命的宣言中，提到了这部作品。[4]连崇尚晚明"性灵"小品的林语堂也对它推崇备至。[5]上海沦陷时期，根据它改编的连台本京剧《文素臣》，由周信芳领衔主演，一时万人空巷，甚至有了"不看《文素臣》，不算上海人"的说法。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野叟曝言》又被改编成布袋戏，并被台湾电视公司搬上屏幕，收视率竟达百分之九十以上。[6] 这一两极分化的现象令人困惑，也发人深省。它要求我们调动历史想象力，对《野叟曝言》在近现代中国的发现改编和传播接受，做出身临其境的同情理解。尤其需要考虑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历史语境、地域经验和读者心态，因为当时的读者和观众显然在文素臣这一形象上投射了太多的希望与玄想。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未必读过这部小说，而只是对有关的戏曲和影视作品做出回应罢了。鲁迅甚至怀疑连林语堂本人也没好好读过。[7]在"文素臣现象"或"《野叟曝言》现象"的轰动一时的耀眼光焰中，这部小说本身却悄然隐入了阴影，变得面目模糊。这一情形促使我们回过头来细读小说自身，试图在小说的文本内部，及其与历史语境之间，去寻找深度解读的可能性。 过去的三十年间，学界在考辨夏敬渠的生平家世、著述交游、《野叟曝言》的版本、素材来源、文本出处，及其自传心理、文人自寓、政治象征等方面，已多有建树。[8]面对这样一部铺张扬厉、庞大驳杂的章回长篇，任何一个解释的角度都难免挂一漏万。麻烦之处正在于，若以文本指涉的历史时期和史传出处为依据，就不免过度强调《野叟曝言》对明代历史的回顾与补救；而考察它的传播与影响，则又自然将重心转移到了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因此，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究竟在什么意义上，《野叟曝言》可以被视为一部十八世纪中后期的作品？ 一、作者自况与帝国想像 《野叟曝言》的主人公文素臣，本为一介布衣，但博学多闻，文武双全，像《水浒》好汉那样云游天下，行侠好义。不同之处在于，他一生致力于弘扬程朱理学，以剪灭佛、道异端为己任。而名曰素臣，自比为《春秋》作传的左丘明，实际上却以"素王"孔子自居，几欲凌驾于君王之上而后快。在乾隆中后期科举入仕的前景日益黯淡之际，夏敬渠却为文素臣设计了一条由边缘进入权力中心的捷径。尽管皇帝一生佞佛，但逊位之后，受到素臣的感召，幡然悔悟。而继位的宏治皇帝从善如流，惟素臣之言是听，致使他宏图大展。到了小说的最后三十回，在朝廷武力的支持下，以理学取代佛教的宗教战争，已经在帝国的边疆和周边的印度、蒙古、锡兰和日本等地都取得了全面胜利。而文素臣失散多年的好友景日京，也早就在海上成功地经营起儒家的全球霸业：从濠镜（澳门）到波而都瓦尔（葡萄牙）、依西把尼亚（西班牙）、意大里亚（意大利）和热而玛尼（即Germania,日耳曼人的土地，指包括今天德国北部在内的广大地区），所到之处，"兵不血刃"，将据说起源于拂箖（耶路撒冷）的"天主、耶稣荒诞之说"一举夷灭。欧罗巴七十二国景从响应，集体皈依了儒教的不二法门，改名号为欧罗巴大人文国。文素臣位极人臣，尽享俗世殊荣，并且积善余庆，福荫后人。及至举国庆祝其母水氏的百岁寿辰，家族成员已增至千人之多。他的子孙辈或与皇室和"天下第一家"的孔府联姻，或入赘波而都瓦尔国和周边的暹罗等国的王室，在海外繁衍后代。他们通过家族纽带，为理学版儒教的欧罗巴霸业，奠定了血缘关系的基础。 许多学者都已经指出，夏敬渠在文素臣身上寄托了他终生崇奉的程朱理学的正统观念，并且拆夏姓为文白二字（字素臣），为主人公命名，同时也在他的生平叙述中杂糅了丰富的自传指涉，包括自己的边疆游历与见闻。然而，与小说中的文素臣两相对照，夏敬渠困于科举，一第未及，终身不仕。此外，他宗亲多早夭，家族凋零，身后子嗣不兴，不仅功名无着，生活亦多不幸。由此而言，若视《野叟曝言》为夏氏自况，也主要只能在"补偿说"的意义上来立论：文素臣的奇迹生涯，寄托了作者的梦想，恰恰是对现实匮乏与人生缺憾过度补偿的结果。[9] 但即便初读《野叟曝言》，也不难看出小说主人公的个人梦想与帝国宏业是分不开的。他僭越君王的危险企图，显然不应该仅仅透过作者自传心理的滤镜来观察。夏敬渠每每将文素臣放在朝廷代言人的位置上，并通过他来演绎儒教的家国理念与全球霸业的极致想像。在他身上体现了帝国的野心、精力和行动力量，而他的个人荣耀也与帝国大业成正比例增长。 像夏敬渠这样一位连秀才都不曾考取的落魄书生，如何能够承担起帝国大业的宏大叙述？在此我希望指出《野叟曝言》的作者自况与帝国想像之间的中介因素，那就是夏敬渠的广泛社交，丰富阅历与幕客生涯。夏氏于1736至1739年间，壮游京师，一时得到名宦杨名时、徐元梦和孙嘉淦等人的赏识，但依旧仕进无门。在此后近二十年间，他绝意于科举，"参幕府于天涯"，[10]"遍历燕、晋、秦、陇"，[11]陆续在宜兴县令王熙泰、高斌、高恒父子、徐姓县令等人府中做幕宾，与高氏父子交往尤为密切。高斌系汉族旗人，兼有包衣和外戚的双重身份（其女为慧贤皇贵妃），位高而权重。作为高氏父子的幕友，夏氏名份低微，但却有了接近权力和参与咨询的机会。而幕客职业的特性之一，正在于"代笔"写作和越位思考，也就是从幕主的立场出发来观察、筹划和表述。由此而言，夏敬渠在小说中恣意演绎帝国大梦，与他的幕客生涯或不无关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夏敬渠与皇室成员也有所往来，耳闻目睹之事，每每见于笔端。王琼玲指出，他所结交的杨名时和徐元梦都曾入值上书房，教授皇子，其人其事，想必也略有所知。《野叟曝言》中写文素臣与东宫太子相谈甚欢，俨然以"太子师"自居，可知其来有自，并非向壁虚构。此外，《江阴夏氏宗谱》卷八《小传纪事》第十一"敬渠"载："七秩称庆，怡亲王遙祝以额曰：'天騭耆老'。"《宗谱》卷十注："按此匾款式上款'二铭秀才'高半字；下款'和硕怡亲王'低半字。旁记年月。正中一章'怡亲王宝'四字，非常格也。"可见特意指出该匾格式非常，绝非例行公事而已，以显示夏氏与怡亲王的关系非同一般。据王琼玲考据，怡亲王即弘晓，康熙第十三子允祥之子，雍正八年袭怡亲王封号。[12] 夏敬渠的职业习惯与交游阅历，对于我们理解《野叟曝言》的帝国想像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这方面的最佳例子，又莫过于小说结束处的水氏百岁寿庆了。 二、普天同庆，万国来朝：水夫人的百岁庆典 《野叟曝言》早在第141回就提到了水氏的百岁庆典。这一庆典两回之后正式开始，繁文缛节，不厌其详，直至终篇。可以说，小说通过百岁寿典来收束全书，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野叟曝言》的评点者择其大端，简评如下： 庆百岁寿，天子隆恩旷典不可枚举，其尤重者四条：率后妃亲祝，一也；赦天下田赋，二也；许天下乡耆往祝，三也；并许外国君臣，四也。此四者不特旷古所无，亦岂臣子可受？然作者操笔书之，不以为嫌者，缘佛、老之祸，几千百年，流毒至深且酷，而一旦廓然清之，致吾君于尧舜，置斯民于衽席，联万国为一家，非此旷古所无臣子，不可受之；隆恩异数，不足酬旷古所无臣子，不能为之大德崇功，故振笔书之而不以为嫌也。（第145回末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