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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马克思史学才占领史学阵地，在之前马克思史学既非主流，影响也小，以专章处理，有失比例原则。作者以范文澜为此一时期马克思革命史学的代表，但范氏的《中国近代史》1949年才出版, 如何能作为1949年之前“马克思革命史学的开始”?中国马克思史学源自李大钊，而此书竟无一言及之。更可怪者，作者认为范氏基本上是一民族主义者，而非自称的马克思主义者(p.104);又说“范氏在1940年代有关近代中国的著作确实是一民族主义远重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p.108)。然则，何不把范氏放在前一章述之?事实上，这一章颇针对上一章“近代化叙事”的选题与论点，何不合而论之，称之为“1949年之前的两派历史叙事”?不过，为了切题，不能仅限于叙事的内容和观点，尚需关照叙事的方法。 作者将1950年代的马克思史学视为“新正统形成时期”(the making of a new orthodoxy)，所谓“新正统”即建立根据正统马克思学说的历史解释，以淡化1930-1940年代较具弹性的革命史学。经过思想改造时期后，于1950年代晚期到1960年代中期出现了“史学的革命”(historiographical revolution)。作者指出，这一时期史学界的代表人物包括胡绳，依据苏联史学模式，以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为中国近代史分期的准则，观察阶级斗争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发展。孙守任则依据毛泽东的矛盾论，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来分期。金冲及则以“生产模式”作为分期的准则，以检视生产法则的发展史。最后胡绳的阶级斗争说胜出，乃“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论述向苏联的马克斯主义靠拢”(p.127)，成为中国近代史的标准解释，且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史学的“新正统”。然而作者又指出“新正统”有其内部矛盾，中国近代史泰斗范文澜就不认同，毛泽东对历史的兴趣以及对范之信赖也是“新正统”的致命伤，随着现实政治的变化，“新正统”显得愈来愈不合时宜，最后演变到剧烈的“史学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有关这一段的论述，令读者起疑的有两端。其一，毛泽东是否真如作者所说，在百家争鸣的政策下，在1950年代的初、中期，全不干预有关历史议题的“自由论辩”(the free debate of historical issues)(p.124)?应该指出，百家争鸣下的百花齐放并不是要开出一百种不同的花，而是要开出一百种同样的花，不同样就是毒草，尚有自由辩论的空间乎?就“新正统辩论”而言，也不过是在狭隘的马克思框架里的争论，如果阶级斗争论是教条，社会矛盾论又何尝不是教条呢? 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作者称之为毛泽东主持下的“史学革命”，强调“厚今薄古”、重“红”轻“专”、“以论带史”，以及历史要为政治服务。作者在书中特别提到毛不仅对历史有兴趣，而且娴熟得很，但他并非要攻击意见不同的历史家或具有争议性的历史议题，而是利用争论来达到共识，以攻击他真正的敌人(p.162)，也就是说，把历史作为政治工具。然则，所谓“史学革命”何异于革史学的命，革老一辈史学专家的命?但是在这一章里，作者也以很多的篇幅叙述被革命的“老专”如何维护“历史主义”(historicism)以抗拒史学革命，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北京大学的翦伯赞，作者认为翦老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最有影响力的学者”(p.149)。 按“历史主义”是西洋史学史中的一种史观，认为任何放诸四海皆准的理性系统，皆不足以解释不同时期与文化里所产生的历史。理性之外尚有特性，历史有其特性，不能被任何通论所概括。但作者的理解并非如此，翦伯赞等也不是要反对以马克思学说来解释具有特性的中国历史，而以历史主义为不受政治干扰的、客观性的与科学性的历史研究，与西方人的概念并不相同。作者以英文写作此书，一再提到historicism，却不加以辨明，西方读者必然有不知所云之惑。再者，1949年以后翦伯赞、范文澜、郭沫若史学三大权威，并不是“资产阶级”或“自由派”的“老专”，他们都是马派史家。所以从“大跃进”到“文革”的所谓史学革命中，毛泽东利用年轻学者斗争老一辈学者，也不过是马克思唯物史观茶壶里的风波。史学之外，当然有更多更大的风波，以致当“文革”结束时，包括史学在内的学术大地一片苍白。 “文革”之后，大陆学者争相“补课”，想超越马克思传统，自在意中。作者认为此一新启蒙运动不仅仅摆脱了毛时代，同时延续了被“文革”中断的“自由传统”(liberal tradition)(p.171)。作者在书中另有文字讨论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之中具有活力的自由主义思想，并认为翦伯赞、吴晗等都是共产党内接受自由价值的民主派，是独立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主要导致1980年代借新启蒙运动而重生的自由主义(pp.200-203)。这段话极引人注目。但作者至少要让读者知道，自由主义史学如何能持续幸存于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中。1950年代反右之后，不知自由主义者尚能余几?读者不得不怀疑作者是否领会自由主义的正解，以致有此一说。事实上，他对“历史主义”与“科学主义”等西方名词也都是望词生义而已。 “文革”后的新启蒙挑战马克思史学正统，质疑革命叙事。作者特别提到李时岳，因其否定了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的革命叙事，又回到蒋廷黻以及其他自由派史家的“近代化叙事”(p.176);但下一页却说李的新叙事不仅与革命叙事背道而驰，与蒋廷黻在1930年代的近代化叙事也相当不同，读到第198页又说“没有太大的不同”。何前言不对后语如此?作者又说，李时岳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正统派攻击，向“革命建构”(revolutionary construct)作了让步，将太平天国作为在中国近代史的四大面向之一，但仍然对义和团几乎一字不提(p.175)。这段话读来，令人有一头雾水之感，既说李时岳坦然挑战正统，又说李怕正统派攻击;以常情而论，怕热就不必进厨房。更难以理解的是，为了怕，才把太平天国视为四大史实之一。太平天国史事在中国近代史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能不写，请问一本中国近代史如果几乎不写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说得过去吗? 更重要的是，李时岳的新叙事的性质与革命叙事未必完全不同。革命叙事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李时岳的“资本主义建构”(capitalist construct)，在中国近代史里找资本主义发展的证据，何尝没有政治倾向?作者自认，李时岳利用历史为邓小平的改革与开放政策说话，同时用当前的政策使近代中国的近代化与西式改革合理化。作者也同意李氏的新叙事与他所挑战的“极左”叙事一样的现实。“极左”为毛的政策服务，而李时岳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服务(pp.179-180)。既然如此，一丘之貉，从史学史的观点看，是同样的政治干扰，在学术上何启蒙之有? 作者称近代史学者黎澍为“新启蒙思想家”(a new enlightenment thinker),因其曾大胆提出“西体中用”说，以为中国若不接受欧美资产阶级文化，只有灭亡(pp.193、194)。按“中体西用”说，虽嫌保守，仍然可行;然而“西体中用”无异全盘西化而后为中国所用，根本不可行，因中尚未用西体，中体已经灭亡。诚如黎澍所言全盘西化后中国才能迎头赶上近代西方(p.198)，请问迎头赶上之后尚有中国乎?尚有中国文化乎?作者不宜顺黎澍之说而不加分析与评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