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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真正的“范式转移”(paradigmatic transition)来形容1980和199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就是在选题上从动乱与革命转移到近代化议题(p.205)。这是选题轻重的转移，不是真正的“范式转移”。如果作者是借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理论，所谓“范式转移”乃指在思想上有革命性的转移。无论革命叙述或近代化叙事，无论马克思唯物论或近代化理论都算不上新“范式”，这种转移在史学史上令人有不进反退的感觉。到1980与1990年代再谈近代化理论，也予人有老掉牙的感觉。值得深谈的是，中国最近三十多年急速近代化的实际经验是否足以修正，甚至推翻1950年代的近代化理论，可惜作者对此无多兴趣，却花很多篇幅去空谈共产革命是不是必须或正确的近代化道路(p.220-224)，即使是不必须或不正确，那是唯一成为事实的历史，任何其他可能的道路，随君设想，岂不等同空想? 作者喜见“近代化叙事”最终压倒“革命叙事”，并以胡绳从“革命叙事”撤退，证明“革命叙事”已向“近代化叙事”“投降”(surrender)(p.244)。既已投降，读到后面忽然又出现：“革命叙事”在中国并未衰退(p.246)。无论“革命叙事”或“近代化叙事”都是“大叙事”，随着改革开放，引进许多西方当红的历史叙事，诸如地方史、平民史、日常生活史，重视空间更甚于时间，总称之为社会文化史;此外，后现代史学在中国大陆也有市场。作者特别提到杨念群与赵世瑜的作品，也很明智地提到杨念群的忧虑，即中国史家将长期依赖西方理论，跳不出西方如来佛的掌心(p.254)。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仅是中国大陆，整个华文世界的史学界从梁启超开始，一直是跟着洋人走。如何在史学上迎头赶上，甚至超越西方，至少是应该大胆面对的特大议题。 此书大部分的内容是叙述“革命叙事”与“近代化叙事”，但在结论里用后现代的语气说，这两种叙事基本上是历史家集体想象的产品，旨在解释以及合理化他们所想要的发展。终于见到作者对这两大叙事都不满意，所以希望二十一世纪的历史家能摆脱“目的论”(teleology)，去除历史必然论;据此，并提出他自己的看法，即“在时间内”(within time)与“无预设”(open-ended)的历史(p.267)。其意要从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来看个别史实多种可能的发展，当时人对正在发展中的事件的可能结果，未必如后来历史家之所见，故必须从广阔的时空背景中去解释中国近代史。同时近代史没有终结，仍在发展之中。“无预设”也就是要看历史发展的多重可能性，不能定命于唯一归宿;据此，共产革命的胜利亦非必然的结果。于是作者举了许许多多历史事件的另外可能性，例如没有日军入侵，中间力量不会愈来愈同情共产党，仍然会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共产革命也就不太可能成功(p.270)。类此假设性的问题不过是一种游戏，著名的军事史家罗伯特·考利(Robert Cowley)在其所编的What If 一书中曾举出美国可能会输掉独立战争的十三种情况。然而，不论多少种失败的可能性，都不可能撼动美国独立战争与中国共产革命成功的既成事实。作者在结论里也讲了不少其他新议题，诸如中国在全球化世界的前景、立国目标，包括“和平崛起”、“伟大复兴”等等，似乎已溢出历史叙事的主题;不过，预测未来倒唯有依赖“想象”与“发明”了。作者能注意到西方中心模式之值得质疑，展望多中心世界的多元文化，以及中国将会有自己的近代化模式，可称有见识。 作者既然寻求新的历史叙事，对书写中国近代史也有自己的看法，并寄望于未来，为何不以自己的见解作为全书的主轴，逐步展开，旁及他认为有缺陷的“革命叙事”与“近代化叙事”，以及深入分析评论，而不必花太多的篇幅复述别人的述论与意见。这样不仅主次分明，而且较能建立自己的创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