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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华工作为第一代中国移民，于19 世纪中期来到加勒比海的古巴，在鼎盛时期达到12.5 万人，曾是亚洲之外的在规模和影响力上仅次于美国的华人移民。上百年来，华人在古巴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古巴的天主教及非洲传统宗教文化的影响下，古巴华人所崇拜的关公和观音信仰发生了变化，即赋予或融入了某些西方和非洲传统宗教文化的元素。古巴的华人和其他种族的移民一样，共同参与和谱写了文化转移和宗教混合的历史进程。 本文考察了古巴华侨华人宗教信仰融合的两个个案：关公、观音信仰与天主教及非洲宗教传统的互动情况。这些年来学者们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民间宗教的研究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它具有可变性和流动性。就连中国的三大制度化宗教(道教、佛教、儒教)也是多元并存的，尽管它们的神职人员和教规是截然不同的，但在仪式、崇拜、教义上却存在一定联系，彼此相互交流而非固步自封。但迄今为止对海外华人社会的中国神明的研究尚不全面，即使在华人最集中的东南亚地区亦是如此，因此，这一研究领域尚待开拓。 古巴在1847 年开始输入华工，这些华工与黑奴(古巴的黑奴直到1886 年才被解放，比加勒比海的其它地方晚了几十年)及西班牙和尤卡坦半岛的移民在甘蔗种植园中一起劳作。当时古巴尚处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古巴的华人移民在鼎盛时期达到12 万5 千人，曾是亚洲之外的在规模和影响力上仅次于美国的华人移民。上百年来，华人在古巴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促进了古巴经济重要部门的发展，活跃于古巴的政治舞台，积极参政议政。在19 世纪古巴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三次独立战争中，在卡斯特罗领导的反抗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游击战争中，广大华侨华人踊跃参战，由此做出了卓越贡献而受到了古巴人民的高度赞扬。但是关于华侨华人在古巴的政治、经济、社会领域活动方面的研究却很少，而其给古巴的文化带来的变革方面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了，直到本世纪之交才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早期的古巴人类学家以其在种族混合(hybridism)和文化混杂(creolisation)方面的研究而享有盛名。古巴杰出的知识分子费尔南多·奥尔蒂斯(Fernando Ortiz 1881-1969) 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造出“文化转移”(transculturation)一词描述从属群体在持续不断的碰撞和融合过程中对文化体系的塑造所贡献的力量。文化转移与文化涵化、文化萎缩的观点相对立，也与文化等级观、单向的文化变革观相对立。奥尔蒂斯是一位人类学家、政治家、律师和民族音乐学家，主要的兴趣是研究古巴黑人文化根基和天主教文化根基的相互融合，统一成“古巴性”。但他同时也将黑白混血种人、美洲印第安人、华人、犹太人和其他种族人群作为“古巴性”中的一分子。通过这一研究途径，奥尔蒂斯重新掀起社会人类学的研究热潮，并首次提出了某些主旨和论题，半世纪以后它们被学者们运用到后殖民学和属民研究中，以及目前有关种族关系和拉美社会的论争中。现今，已很少有人类学家认为族裔性是静态的，大多数认为它是经过持续不断的互动后形成的一个复杂而具创造性的产物，这正如奥尔蒂斯在他独到的研究中所提出的一样。根据新的共识，族裔群体会根据外界的变化不断地重新诠释自身的文化和身份并置身于一个持续选择的进程中。 然而世界各地的政府官员和学术界往往把华侨华人看做是这样一个特殊群体：好像他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对种族融合性具有免疫力。他们认为“土生华人”即出生于当地的华人会同化于当地主流社会，而不是发生奥蒂尔斯式的文化转移。而华人移民则固守着祖先的文化传统，把自己封闭在一个日益萎缩的“中国性”的保护层中不受外界影响。现今在主流人类学中这一潮流已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颂扬了中国人口国际迁移中体现出的种族形成的辩证法，及华侨华人中一系列奇异的调适、涵化和同化现象。但在中国，却强调血统的重要性，血统决定了一个人的族裔身份，构成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基础。这一论调继续在主导着官方话语甚至某些学术话语，它们关注于根基性和基因传承性。 根基论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奥尔蒂斯学派的影响，因此在古巴政治上的影响和学术上的可信度方面要比在中国小，但是融合的研究主要是针对黑人传统和天主教传统，而很少涉及古巴的华人。事实上，由于政治和其它方面的原因，华人经常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甚或完全被排除在外。 当一个“不分种族的民族”的观念扎根于1902年成立的古巴共和国中，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华人会受到如此忽视?由于对古巴的独立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华人起初被纳入到“古巴性”这一概念中。但是种族民主观却没有把将其包括进来。古巴社会各阶层——种植园主、贫穷的白人、黑人都对华人怀有一种恐惧感，这一种族主义偏见是将华人排除在外的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华人为数不多且正日趋减少。当新来的更富裕的华人移民在古巴建立起唐人街时，华人群体越来越“陌生化”，这为其更广泛的融入到当地主流社会设置了障碍。华商比种植园华工更能保持与中国的联系，更关注中国事务。当时中国的爱国主义情绪正在高涨，这种跨国主义促进了“华人”身份意识的认同感。这本身并不阻碍华人在古巴的政治领域发挥自己的作用，因为古巴激进分子密切关注中国发生的大事，支持中国的统一和独立，并在国内为争取种族平等而斗争。但是在马查多的独裁主义统治下，华人激进派在1929 年和1930 年遭受了严重的打击，领导人被驱逐出境并遭到暗杀。直到新一代华人激进派于20 世纪50 年代加入到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阵营，华人才重新活跃于古巴激进主义政治中。在菲德尔的领导下，华人势必恢复其在古巴民族中的地位看来是毋庸置疑的。当地的华人支持卡斯特罗政府，发挥着“连接古巴革命和中国革命之间的桥梁作用”，这在共产主义世界是独特的。但是，这一看似好兆头的联盟后来却导致了他们的失败。20 世纪60 年代中苏关系破裂时，古巴与中国的关系中断。一旦这两个国家关系紧张时，古巴籍华人的族裔性优势就变成了潜在的劣势，因为古巴的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是相一致的。直到20 世纪90 年代两国关系全面恢复时，华人在古巴民族中的一席之地才得以恢复，但这对于古巴的“纯”华人来讲为之过晚，他们中大多数人已离世。这就是华人遭受冷落的主要原因。他们的作用不仅被淡化，而且受到压制，除了一两个短暂的开放的时期，恰逢北京与哈瓦那关系缓和的时候。 令人遗憾的是，学者们未能将奥尔蒂斯的理论用于研究华人对古巴文化生活所做出的贡献，因为中国宗教信仰本身具有多神性、非排它性和融合性的丰富传统，这些传统在许多地方促进了华人与当地主流社会的文化互动。互动的充分程度有待挖掘和分析，但有关互动在华人适应异域环境中所起的作用的研究在近几年开始出现。这种互动在东南亚陆地国家表现得最充分，这里的大乘和小乘佛教具有包容的传统，就像中华本身的信仰系统一样，允许宗教信仰的并存和混合。在东南亚的海岛国家，华人的宗教融合主要与人口占少数的非穆斯林的土著民族之间发生。但在天主教信徒占绝大多数的菲律宾(与古巴类似)，主流的天主教与华人宗教的互动充分程度是它和穆斯林教、基督新教之间不可能相比拟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