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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公还与圣芭芭拉(Santa Barbara)联系在一起，她相当于天主教的香郭(香郭和圣芭芭拉的联系不仅在古巴，在整个的加勒比海和巴西地区都很普遍)。圣芭芭拉在古巴尤其受到尊崇(尽管她在1969 年就从天主教的礼拜仪式日程中被除名，原因在于她的历史真实性受到了质疑)。她与关公和香郭一样，也是和闪电联系在一起，挥舞着一把双刃剑。(据说她的父亲是被闪电击死的，她后来被封圣，庇佑人们免受闪电、大火和其它自然界力量的袭击，同时也成为那些从事炸药工作的人们的守护神。)关公与天主教圣徒的联系并不局限于古巴。在菲律宾，他被等同于圣詹姆斯(西班牙语Santiago)，与约翰(John)一起被视为雷神的两个儿子。类似的等同，不胜枚举。 古巴的华人也把关公与圣母玛利亚联系起来。在古巴维拉克拉拉省(Villa Clara)的凯巴里恩市(Caibarién)，当地唐人街的商会把古巴的混血守护神慈悲圣母(the Virgen de la Caridad del Cobre)，与关公并排放在各自的神龛中供奉。 Baltar Rodríguez 没找到任何证据表明关公在萨泰里阿教中受到专门的膜拜，但他确实提到有着很多关公显灵的故事。其中有一则传说讲的是一个贫穷的华侨向关公祷告说想要归国终老，几天之后这个人买彩票中了奖，得以买票回国。 在一项关于古巴的东方主义的研究中，FrankScherer 认为，古巴政府出于其自身政治、经济和其它的目的，目前正推动古典东方主义的复兴，包括重新挖掘关公的价值。他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论述，揭示了古巴的“东方化的”和“自我东方化的”的华侨华人利用古巴政府纪念中国人在古巴历史中所做出的贡献这一契机，想要重申族裔差异性： 最近针对古巴华人族裔性的复兴运动一方面是基于欧美东方主义学者的设想，他们认为存在一个独特的本质的“中国性”，另一方面是基于对东方主义话语的“东方式”运用，将我称之为“战略的”的东方主义的本土化运用演绎得淋漓尽致。前者正受到古巴政府及其知识分子的推进，其意义有些含混不清，后者却被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古巴籍华裔所表达出来。这样的话，这个重新整合、重新创造和重新族裔化华人“社区”的过程却具有自我东方化这一奇怪的特征……这一复杂的不着边际的做法，包含着儒家思想理念和某种资本主义抱负，促进了第一代和第二代古巴籍华裔表达出他们的族裔差异和文化差异，同时允许——至少在古巴——开拓出另一空间，建立起不同于古巴政府规定的身份认同感。 Scherer 关于东方主义在古巴的运用与滥用的观点颇具启发性，但这一观点未必适用于关公现象。他认为把关公塑造成一个融合了古巴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圣徒”，与把华人宗教纳入到井然有序的西班牙式的万神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或至少是让“华人宗教”进入到被“基督教”众神所占据的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去，这样的话就连非华人也感到易于理解和接受。他从Chuffat Latour 记录的那则传说(翻译如上)分析关公所代表的价值，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关公代表的是基督教的关注，“西方式的”解读和“古巴化了”的关公。他同时认为关公的复兴是华人旨在推动“新”儒家思想运动的一部分。 Scherer 的目的是揭露“一个独特的本质的中国性”的观念是东方主义的本质主义，这一观念在某种程度上被古巴政府及其知识分子所推进。但是关公现象并不能因为删除其中的儒家思想的部分就认为是单向的涵化于基督教。它保持着自身的颠覆性和异质性，就连在Chuffat Latour 的版本中也或多或少存在这种特征。(在翻译Chuffat Latour再现的神谕中，Scherer 漏去了首句，而首句正表达了中国的孝道观念。)关公作为萨泰里阿教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反抗话语的一部分。最近关于古巴民间文化的一项研究认为它“旨在对抗西方系统宗教信仰的统治地位”。近来古巴研究关公的学者们特别强调这一点，在2000 年Mesa Díaz 称其为“中华文化与非洲文化的一个非凡的成果”，几乎忽略掉其中所包含的基督教和儒家思想成份。无论如何，关公在古巴华人社会和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不能简单归结为Scherer 分析的文本，而应把它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中去看待。 二、观音 在海外华人社会中另一个受到普遍祭祀的神祇是观音，“她观察世间民众的声音”。观音是中国佛教中的菩萨，梵语为“阿缚卢枳帝湿伐逻”(Avalokitesvara)，据说有着男身相，是佛教中唯一的女性神，经常是身着一袭白袍。有时据传她开始是属于道教的一尊神祇，但佛教徒认为她起源于佛教而后加入到道教诸神中。不管是何种情况，如今观音是中国传统宗教信仰中拥有广泛信众的一尊神祇，人们在家里或是到寺庙供奉她。她被称为大慈大悲的观音，拥有悲天悯人的慈悲情怀，与关公的阳刚气质形成互补。 相传她的父亲企图淹死她，但她坐在一片莲花上被漂到了普陀岛。她在岛上治病救人，平息海浪，救助遇难的船员和渔民。由于她与海的联系，人们也把她奉为航海守护神加以膜拜。她经常被描绘成一船之长——一艘将众生的灵魂从生死轮回的大海载到净土的拯救之船。 在古巴，人们将观音与慈悲圣母结合起来，慈悲圣母又等同于萨泰里阿教的女神欧淳(Ochún)。欧淳生活在河流中，代表着河水的宇宙力量。慈悲圣母首次出现在1606年的尼佩湾(Bahía de Nipe)。两个土著印第安人和一个黑人小孩发现了她的神像，当时他们正遇上一场暴风雨。慈悲圣母一手抱着黑白混血种婴儿耶稣，一手举着十字架，身着金光闪闪的长袍。从种族上看，她是黑人、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体。Olga Portuondo Zúniga 是古巴的一名研究圣母的专家，认为最初的神像是一个萨泰里阿教的木雕像，可能是欧淳，因为它被人发现时是漂浮在水面上。由于她们与海洋和水的联系，同时也由于她们都是慈爱和母性的化身，欧淳、观音和慈悲圣母三者就被联系在一起。观音与圣母玛利亚的联系并不仅限于古巴。对圣母的膜拜过去就与中国大陆的观音信仰联系在一起，而在菲律宾华人宗教信仰中她们也是融合在一起。 在中国共产党于1949 年取得胜利后，中国的传教士从本国带来了一幅观音像(很可能经过香港或台湾) 并把它嵌入在哈瓦那唐人街边上的卡里达教堂的墙壁里，后来又移置到教堂正厅里，放在围栏后的保留区内。这座教堂已有了一座慈悲圣母的雕像，可追溯到1831 年，是古巴尼佩湾的原雕像的仿制品。这是哈瓦那最古老的一座雕像，因此卡里达教堂被认为是圣母的第二所圣殿。自从在教堂安放起观音像后，许多具有华人血统的古巴人纷纷去教堂膜拜观音。在信奉天主教的古巴华人家里，可以发现木制的或瓷制的观音像。最近几年来，一些古巴的艺术家，深受启发，纷纷画她的画像，尤其是Pedro J. Eng Herrera(具有华人和西班牙人血统)。 1945 年后，关公和萨泰里阿教其它神明的华人信徒们将大量的观音像带到古巴。虔诚的华人把观音看作是“我们的慈悲圣母”。据古巴人种志研究者和专家Juan Luis Martín 所述，华人向观音祈祷如下(但祈祷词语言文雅，这证实了Martín 自己将祷文润色了一番)： 充满爱心的、端庄的、慈悲的观世音，圣洁的莲花：请将您那纯洁的饱含怜悯的目光投向那些珍视您的人。给与我们慰藉吧，金色的莲花。把我们带到那柔软的田野中，那里有着无尽的慈悲。在我们痛苦的时刻，来到我们身边吧，花蕾和花朵。在甜蜜和安宁的时刻，来到我们身边吧，柔和的花瓣。您洁白无瑕，您的瞳孔里，闪耀着爱的光芒，智慧的阳光将阴影驱除。智慧的星光，茫茫宇宙的光辉，将一切隐藏的苦痛抚平。芬芳的金合欢树，香脂的露珠，将灵魂启蒙。安静的黎明，温和的小雨湿润了耳朵，溶化人心的怨恨，止息世间的纷争。和蔼可亲的劝告者，争端的调停者，把我们带到您的身边吧，慈悲之母，爱心之母，慰藉和安宁之母。引领我们走向好运和恩惠之路。噢，观世音，您把关怀和笑容带入世人的争斗之中，请赐我一席之地，让我坐在您的莲花上，坐进您的船里，驶过痛苦和死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