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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中国研究很实用 朱政惠：那么，您看美国中国学的总体发展的特点如何? 汪荣祖：二战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十分兴盛，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解中国，这是总体的、根本的特点。让我感触很大的是，我们中国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觉得美国人用得很好。美国是把中国当敌人来研究的。所以冷战期间，他们花了大量金钱和精力研究敌人——中国与苏联。我在美国念书时，美国政府给愿意研究中国的人，尤其是退伍军人很多奖励金。 另一个特点，美国所谓汉学，尤其是二战后，可以说从汉学到中国学，他们所谓中国学，就是用社会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把中国当区域，不像以前汉学那样有关中国的都研究。这其实与整个历史学的研究方向，即用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是同步的，因为历史研究会碰到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甚至心理问题。他们的所谓中国学不仅仅是历史，还包括哲学、艺术、文学。 还有一个特点，强调研究当代或近现代，这在我看来有美国的实用主义在里面。他们对中国有兴趣，想了解中国共产党，研究大陆。据我估计，当时有关中共研究，在美国出版的可能超过大陆出版的书。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写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从细部来研究。史华慈的第一本书《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还有史料集。像这样的书很多。 另外，除了研究当代更有用外，从语言角度，对美国人来讲研究当代比较方便，因为白话文多；研究清朝以前都是文言文，就比较困难。因此，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者可能主要还是语文训练的问题。他们多半到了研究所才开始学中文，太晚了，即使在大学学也有点晚了。 历史研究不能太过模式化 朱政惠：美国中国史研究模式频繁变化，一路下来很多很多，为什么变?您如何看? 汪荣祖：模式英文叫Model。当时很流行，可现在不太多。原因是当时大家都有点想出奇制胜，因为模式与别人不一样，就比较引人注意。大家有一个说法，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美国整个学术界面临着“publish or perish”(不出版就灭亡)， 研究中国方面的也无法避免。去高校教书，几乎没有“铁饭碗”，每三年审查一次，如果连续6年升不成副教授就要走人。为了生存就要出版。可是炒冷饭没办法出版，所以一定要新，要有Model。结果，模式泛滥，变得没有价值。用模式来套，有点像国内以论带史，模式就是论，找点史料配合模式，就出来新东西了，可不久会被否定掉，但这没有关系，只要出版就可以了。这是一个流弊。 您刚刚讲有很多模式，模式哪里来?就是从社会科学那里来的。比较重要的模式，费正清开始所谓“挑战与反应”就是一个模式，但不是他自己发明的，是英国大历史家汤因比发明的，他的《历史研究》基本思想是挑战与反应。费正清在台湾曾很红，可是他的模式有很大问题。我有一本书《史学九章》，中间有一章就批评他。他很欣赏中国，但他不懂中国，他的模式一套在中国就出问题。他说“挑战与反应”，说挑战越凶，反应越强，例如，正是黄河泛滥的挑战才有中国文明，他不知道长江挑战更厉害，说不通的。可是费正清就把这个用来研究中国，他搞中国近代史，看西方挑战和中国如何反应。他编了很多材料，他与邓嗣禹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这本书，从魏源、冯桂芬以来对西方的回应来看，这个模式似乎蛮好的，的确整个中国近代史是对西方的反应。但中国因此被看做很被动的，对此史华慈就不太赞成，觉得太粗糙。他说西方对中国挑战是什么挑战?中国反应是哪一部分、什么样的反应，情况很复杂。所以“挑战与反应”这个模式太简单化了，后来慢慢不谈了。 后来他的学生柯文提出从中国看历史，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模式。我个人认为，挑战与反应大的框架还是可以用的，柯文的是补充。模式总的说还是太机械化。整个历史、人物发展一定是有例外的，所以我觉得最近的发展，你后来也提到所谓新文化史、后现代影响，现在很少有人(至少研究历史的人)再建立模式来写历史，当然政治学或者其他方面也还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