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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历史经验创造新理论 朱政惠：模式与思潮有什么样的关系? 汪荣祖：我觉得模式主要是社会科学的思潮引起的，因为社会科学讲究模式，我们学历史的就想用，把Model拿来处理历史问题。所谓模式，就是理论，想把历史放在理论里头，看起来很科学、很整齐，但还是有问题。 要根据西方经验来套一个不同的历史经验，这就会有问题。我们应修正模式。研究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不是完全排除任何模式，至少我们要能来改造西方模式，用中国的经验来改造西方的模式。比如，西方的“都市发展”有自己的模式。按照西方都市发展的经验，都市首先一定是文化的中心，然后有市政府、教堂、公园。但如果用西方模式来看中国都市，就不对了，中国的庙都在郊外，除了城隍庙，中国没有市中心等等的东西。牟复礼教授研究苏州，说中国都市特点是所谓城乡合一，觉得中国城墙围起来并不是文化的界限，因为有很多富人、有学问人住在城外。就此他得出结论，并不能像西方那样划界限，“都市乡村有一致性”是中国城市的特色。所以应根据中国都市的发展经验，来修正西方的都市模式，这样才有更大的贡献。 现在最糟糕的情况，是拿西方的东西来硬套，各种各样的社会科学理论来套中国的历史；最好的情况应是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来创造新理论。中国的历史哲学为什么不发达，这很值得注意。其实西方的历史哲学也是根据西方历史的经验而产生的，可我们有那么长的历史经验，却很少有历史哲学。余英时说只有章学诚搞的研究有历史哲学，有点言过其实，我不太赞成，其实有很多历史哲学藏在各种论文中。但总体上讲，与西方比还是不发达，太薄弱。我觉得要避免一个问题，就是不要套模式。套模式，简单来讲，就是以论带史。 史学史的研究不能数人头 朱政惠：回过来，您怎样看中国史学史研究? 汪荣祖：我自己有感觉，看了很多中国史学史，从金毓黻开始，奠定了基础。可是我认为基本上没有脱离一个写法，叫数人头，从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这样一直写下来，详略不一。我的老学长杜维运毕生研究史学史，很有成绩，他的三大本中国史学史远比金氏详细，可是基本上没有太大突破，主要还是介绍历史学家与历史书。大陆的朋友瞿林东用马克思主义观念来处理历史的发展，著作甚丰。我早就听说复旦的朱维铮想写史学史，我看过他给我的大纲，倒是有新想法，但好像还没写出来。 西方人写史学史，是在用思想史的方法来写。最基本的几点，就是还是以史家为主，西方思想史与以前旧的不一样，我们以前的思想史与学术史如钱穆等所写并不太一样。什么是思想史?史华慈的定义就是“人在想”(man thinking)，就是我们研究思想，要从人的思考这个问题出发。具体说，我们以前研究儒家，说他如何，一大堆，可是思想史是讲个别儒者的思想；换言之，孟子与韩愈的儒家思想，与康有为的都不一样，要把这样的区别开来，不能泛论，而要从个别的儒家来看他们的思想，所有都是儒家，但他们的想法有很不一样的地方，要从个别着手去做。 研究史学史也应该这样，注重研究历史学家如何思考问题，他的宇宙观，对当时社会的观感，如何处理史料、选择史料，是特别的、个别的历史学家如何来处理。顾颉刚与陈寅恪不一样，他们都用史料，可是他们的看法和选择史料是不一样的，所以写史学史，要这样来着手。西方史学史，是以个别历史学家为特点，从希罗多德开始，当然他们也有通史，但西洋史学通史不是很多，我看到比较流行的有两本，一本是20世纪30年代里出的，另外是最近写的，就是恩斯特·布雷萨赫(Ernst Breisach)的《史学史：古代、中世纪、近现代》(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 Modern)。 朱政惠：您说的这本书我在哈佛图书馆查到过，还有一本是唐纳德·凯利(Donald R. Kelley)写的《多面历史》(Faces of History: Historical Inquiry from Herodotus to Herder)，也是西方史学史，但这样的著作真的没能找到几本。 汪荣祖：是不多，他们写的与金毓黻的书不大一样。他不是说从哪个历史家一个个下来，这样下来的话，潮流看不见了；而是按时代，近代理性主义、浪漫主义等。所以历史学派从时代产生。 朱政惠：那么，对史学史研究您有什么建议? 汪荣祖：我的看法是，中国史学史发展到现在，没有完全对不对的问题，近代中国史学有个断层，什么断层呢?因为现代中国史学，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学基本是西方史学，把西方史学搬过来，我们的教学和历史书写的方法、概念，包括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来的。等于把西方的现代史学移进来，与中国传统史学有断层。我在思考是否能够衔接起来，把这个断层连接起来。这样的连接，可使我们不必亦步亦趋地跟着西方走，对西方的史学做批判，对中国传统要反省，然后应该打通。这是我最大的愿望。为什么?我觉得，尤其是后现代史学起来以后，中国近代史学家跟西方走，跟着走的最明显的路子，就是实证史学，后来又有朗克的实证史学。朗克的实证史学是我们现在大家在做的东西，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一起来，后现代等于把实证史学全否认了。当时，我觉得中国历史怎么办?幸亏后现代下去了，如果后现代变成主流，我们怎么办?我们一直跟着西方走，现在他突然180度转弯了。我们跟着转弯吗?所以我们不能奴性地跟随西方史学走，台湾讲的都是西方的东西，虽用中文讲，实际是讲西方史学。当然，我们不能再像乾嘉那样做历史，可是中国确实有这样的传统，现在确实有了断层。我觉得有这样的问题存在，这个问题要解决好，这是我的建议。 朱政惠：这个建议再具体化一点呢?破除这个断层，从教学抓起，研究抓起，做哪些工作? 汪荣祖：我们要重新回顾中国史学的传统。这个回顾并不是说从历史家司马迁《史记》谈起，而是看看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的精华在哪里，对历史的看法、史料的处理，很细致地来研究。我现在没有全部精力来搞史学史，偶然看到明朝有人所说的话。有很多后现代的想法，我印象很深。若说历史，过去的事情不可靠，说历史家是看戏的人，历史人物是台上演戏的人，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都搞不清楚。我想，这与一般的疑古不一样，否定当时的真实性，说是在演戏，所以我们不能完全就靠《史通》、《文史通义》，还要看明清以来很多笔记、小说，或者是书信中相关数据，这要花很大的工夫去看，从里头提炼史学思想、史学思维，隐藏在里面的史学思维。我觉得这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回顾。另外，我觉得要用批判的眼光看西方的史学，这也要花工夫的。我们现在很多没掌握，因为现在西方史学内容太丰富，要掌握并不容易，掌握以后才能批判。所以要真正填补断层，是两个很艰巨、很大的工作。这个努力还有根本的问题，就是文字的问题。我发现台湾年轻人读古文很有问题，有时比英文还难，你要搞文史，如果文言读不通，会很糟糕。我想大陆年轻一代也有这样的问题。 朱政惠：是的，我们也在呼吁，特别是古典要保护，要国家保护，如果没有很好的接班人，那不行，到时候传不下去。但现在要找到好学生也不是很容易的。 汪荣祖：幸亏大陆做过工作，就是注释的工作，很多文献也都做了标点。 朱政惠：大陆现在还是有些古籍所在坚持做这样的工作，难能可贵。 汪荣祖：对，这些很重要，至少以后可以帮助自修的人，有的注释很详细，像《左传》，可是问题是学生如何能进入，若不去用，就像很丰盛的宴会没有人吃，也浪费。在西方也是一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