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跨区域社会体系的研究基础在人口、商品、信息快速流动的全球化社会中,对任何一种社区单位层次的简单概括,都不足以分析当前世界体系中复杂的交叉性特征。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民族国家的边境,正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以民族国家为前提的地缘政治及族群文化多样性研究需要重新审视。边民如何跨越国家边界进行不同形式的跨界性活动?其背后所蕴含的族群认同与地域认同如何?而认识环南中国海区域、山地东南亚社会这样的复杂社会系统,更需要采用整合了区域社会结构、族群历史脉络和文化变迁过程的“系统性观察”的方式来加深理解。以往已有不少学者通过对该区域内社区、地区、国家间的类推和比较,从地域空间、文化圈、宗教传播和社会比较等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学术创建。强调华南、西南与东南亚社会区域之间的联系性、互动性、整体性,成为这一区域研究的一大特点。 (一)交错地带与跨国社会领域在对缅甸高地克钦社会的研究中,利奇(Edmund Leach)注意到东南亚北部山地与中国西南的地域联系。正如其书中的描述,从云南到印度的通道在公元一世纪就建立起来。该地掸人最初在河谷定居正是与维持这些贸易要道有关,而克钦人的梯田系统都横穿或靠近几条东西走向的贸易要道。[2]莱曼(F.K.Lehman)则认为,中国西南(尤其云南)不仅是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缓冲带,更是一个交叠地带。在中国与东南亚的商贸关系和政治支配关系中,云南许多族群扮演了“文化中间商”的角色。[3] 所谓交叠地带,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区域社会和族群文化被民族国家再定义之后的互动问题。缅甸的克钦族在我国称为景颇族,我国的哈尼族在老挝、泰国与缅甸等国一般被称为阿卡人。这些同属一个民族却归属于不同国家的人民至今仍保持着频繁的跨境交往活动。其二,这片区域既是民族交接的边界地带,又是民族结合的地带。各族人民利用区域中的通道频繁地穿梭往来,贸易、婚姻、文化、习俗、宗教相互交融与叠加。生活在此的人们利用河流、山间平地等通道进行流动、迁徙、贸易来实现区域内物产与资源的共享。 在对地域关联性的讨论中,尤其要重视区域内“界”与“跨界”的再定义与过程性。“接触区”是刘宏建构“中国—东南亚学”(Sino-Southeast Asian Studies)体系时用来描述“界”的概念。[4]中国与东南亚因不同族群的跨界活动而形成复杂的社会网络,而货物、资本、信息依靠已有的网络关系保持着频繁的双向流动,这些互动关系又不断生产出新的社会网络或使原有的网络向其他文化事项及社会领域进行扩展。从某种层面而言,这些“界”是一种不同群体、文化与社会事项接触、互动、交流、碰撞乃至融合的状态或场域。当前全球化与区域化带来的日益频繁的跨境行为与传统的区域网络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华南与东南亚之间的“跨国社会领域”(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跨界实践的主体在保持各自族群特征的同时又呈现出区域共有的文化特性。由多族群共同构建的文化圈为超越时空限制来理解区域的历史形成过程提供了极佳的研究视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