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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世界单位。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京都大学矢野畅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就用“世界单位”的概念来思考富有文化多样性的东南亚世界的特征。他们认为,“世界单位”是在文化体系、社会体系、生态体系的力学中形成的圈域的集合体,其特点如下:其一是具有共同的空间、自身个性特征突出的地域单位,是描述世界秩序建构工程中“小世界”的概念;其二是具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地域认同(共同的存在感),共享相同价值观,民间拥有共同世界观的地域;其三,具有内在的社会文化特性,这种特性具有开放性,其文化很多是与外来文化交错的结果,而其整合力是作为“世界单位”存在的决定因素;其四,东南亚研究本身具有方法论的特点,其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单位,在这个世界单位下还可以分解为很多小的世界单位,即“小世界”,如岛屿东南亚、山地东南亚等划分,就是一个小的“世界单位”。[24]在笔者看来,“世界单位”不单是空间的概念,更是一个“想象的地域共同体”,在今天可以扩展解释为全球范围内跨国流动与在地化过程中新的共同体,甚至可以解释为在跨越国家、跨越民族、跨越地域中所形成的新的共同的认知体系。来自非洲、阿拉伯、东南亚和广州的伊斯兰信徒在广州如何进行他们的宗教活动?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国家的人在广州如何形成新的共同体和精神社区?在全球化背景下跨界(跨越国家边界、跨越民族边界和跨越文化边界)的群体,当他们相遇的时候在哪些方面有了认同?事实上,这些人的结合其实就是个世界单位。 东南亚的马来文化圈本身也是一个世界单位。有研究者提到三种不同性质的马来圈,分别是母体—马来圈(metro-Malay,现有马来圈的发祥地)、原—马来圈(proto-Malay)、中心—马来圈(centric-Malay)。也可以将这三个马来圈合并成一个马来圈,并看成是一个大的世界单位。围绕着这种文化同质性,马来圈形成了一整套理解山地世界的观念,如山岳信仰、树木信仰、祭祀空间的原型等。当然,这其中的山地信仰受到了印度佛教思想的影响。如在巴厘岛南部,人们将山所在的北部作为神圣的方位,而南部的海洋则是不洁净的象征。[25]与陆地相比,海洋的生态阻力要小得多,因而沿海的人和文化在相距甚远的地方仍可以找到相似之处,人们在移动和混合上比陆地更频繁,所以海域的划分也显得更为困难。古川久雄教授提出东南亚海域世界的基本特征是非中心社会,鹤见教授将其称为移动分散社会。在靠近陆地的沿海,既有丰富的林业资源又有渔业资源,人们无须被束缚于土地之上,作者形象地称只要有一艘船,到哪里都能生活。[26] 自然地理以及地域内人的活动与认知是构成区域整体的基本条件。世界单位论的一个基本立场是,在承认“非洲”、“东南亚”等地域概念的事实规范性同时,还要在这个框架体系中根据“世界单位”论的分析方法挖掘若干个“小世界”。[27]从宏观的地理结构来看,华南与东南亚社会通过陆地延绵起伏的山脉、发达的水系以及南中国海而连接成整体。区域内的山、河、海又将整体社会分割成冲积平原、峡谷、高山台地、岛屿等半封闭的小区域,形成多元共生的文化景观。从中观的视野而言,与中国西南相连的山地东南亚地区则可看成是一个世界单位。 滨下武志提出的“广域地域”的概念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环南中国海地区作为“世界单位”的意义。“广域地域”是一种超越国别和地域的研究视角,是从设定的区域单位的整体来进行研究。在同一个“广域地域”之内还可分成若干小的单位,根据对小单位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来审视整个广域地域的发展与变迁。[28] 中国华南、西南到东南亚社会正是由不同类型的小单位有机组合而成的整体。这些小单位既囊括上述的跨地域文化圈和共同体,又包含了流域稻作地区、山地东南亚、岛屿社会等众多在文化和社会发展模式上呈现出一致性的块状区域。而中南半岛的山地通道、河流以及南中国海在地理空间上将这些小单位勾连在一起。由古至今的复杂和频繁的跨界流动所构建的多重社会网络又成为区域社会整体的连接纽带。因此,对华南、西南到东南亚社会的研究不应受到现代民族国家疆界的限制,而应当从社区到区域再到国家之间的合作的空间整合来考虑。这片区域内小单位的多样性与广域社会整体性之间关系的合一,构成了跨区域社会体系的结构核心。只有将华南、西南到东南亚社会的研究作为一个完整体系,探讨跨区域社会体系的形成逻辑,才能达到新的学术高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