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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里的汉族报告人(男, 47 岁)也用“ 藏回”来表达他们对当地回族的认识: 说他们是“藏回” 是因为他们都变了, 他们吃猪肉吃得比我们还多。以前还有几个老人还真点儿, 现在都变了。 除了在回族集聚的龙村和兰村, 在外人眼里“ 藏回” 实际上与当地藏族没有什么两样, 就连当地的藏族报告人(女, 32 岁)也有同感: “ 藏回” 就是我们这里的那些回族, 他们除了不吃猪肉以外, 样样和我们一样。他们来到我们这些地方就慢慢和我们一样了。在中甸(现香格里拉县), 回族和我们藏族在生活习惯上最接近, 其他那些民族, 傈僳族、彝族就和我们不一样了, 你说哪里不一样我也说不清楚, 就是生活习惯上不一样。我们喝酥油茶、吃牛羊肉,其他那些民族不吃。 所以,“藏回”这个身份认同所表达的是:藏族和回族之间的族群边界是模糊的;同时还暗含回族变成藏族了。这与藏、回杂居和藏、回通婚有很大的联系, 但我们不能轻易下结论说当地的回族变成藏族了。在旺村, 回族是少数, 那些坚持回族民族族属的村民们并没有必要(也没有任何社会压力)与藏族划清文化上的界线。他们在生活上尊重并采用藏族的生活习惯, 最突出的就是他们容忍其他村民杀猪吃猪肉, 而别的村民们办红白喜事时也要专门为他们设置清真筵席。我的报告人M2(男, 38 岁)告诉我:“虽然我们家是真正真的回族, 节庆期间我们也一样去他们藏族的寺庙, 只是我们不磕头, 不给钱。”究其原因, 笔者发现, 同在一个村子里, 和睦相处以及礼尚往来的愿望和需要超越了民族界限。 除了生活习惯以外, 生产方式也被当作民族身份认同的标志, 被用来表述从回族到“藏回”的转变。务农并不像衣食住等行为方式那样被划归某个民族, 但在当地人的记忆中不会从事农耕却是回族祖先的民族特征。的确, 19 世纪中期, 开矿和经商是云南穆斯林的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据记载, 中甸县三坝乡的回族曾经主要从事采矿, 民国后期矿厂倒闭, 开矿者转为务农。对此, 我的回族报告人(男, 48 岁)也有清楚的记忆: 迪庆的藏族绝大多数以畜牧业为生, 而我们回族的先祖则多是来自陕西等地, 开初是来挖铜矿、银矿的。他们不会搞生产, 不会盘田(指不会种地)。后来纳西族教了他们种田。 因此,“藏回”这个模糊的身份认同具有两个民族融合和流变的特点。如同一些学者的观点一样, 当地的老百姓也认为, 吃猪肉和多民族杂居(族际通婚)导致“藏回”身份认同的形成及其模糊性和流变性。但笔者认为, 仅仅根据这两个特点还不能在更深的层面上解释“藏回”的身份认同。首先, 不吃猪肉这个公认的客观标准只是作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标签来强化回族身份认同, 因为许多法定回族也吃猪肉, 而有的藏族(及与回族村寨通婚其他民族)反而不吃猪肉。其次, 藏回族际通婚的确导致“藏回”身份认同的形成, 但正如笔者将在下文讨论的那样, 族际通婚表现出来的民族族属是复杂的, 而非简单的“藏变回”或“回变藏”。 族际通婚:“藏回”身份认同的基础 近代史上迪庆藏族与回族之间开亲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 开亲既是两个民族在文化上和心理上的认可和接纳的前提, 又是其结果。来到迪庆的回族与当地的藏族、纳西族和少数傈僳族通婚, 不得不向当地藏族等民族学习在这个特殊自然条件下所需的生存技术与技巧, 以适应当地恶劣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文化的借取在一定程度上又反过来为藏族、回族的族际通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客观上回族在迪庆属于少数民族, 与当地的主体民族联姻也有助于改善个人在当地的社会地位。 但是, 近年来有关回族族际通婚状况的研究没有针对迪庆藏族、回族通婚的实证研究成果。即便有所涉及, 研究者也没有在有限的篇幅里探讨由回族变为藏族是怎样发生的, 含义是什么, 以及衡量回变藏的标准是什么;更没有顾及那些嫁娶了藏族的人们如何坚守或放弃了他们的回族身份认同, 以及他们为什么更改法定民族族属这类重要问题。 笔者发现, 迪庆藏族和回族通婚导致两类回族的产生:一类是“已经变(成藏族)了”的回族, 另一类是“还没有变掉”的回族。“变”与“没变”并不仅仅是外人眼里能够观察得到的文化现象, 而是一些由当地人解释的文化传统及其意义。那么, “变”与“没变”是发生在什么样的社会文化情景中的呢? 在回族(及其他民族)和藏族之间模糊的文化边界上, 通婚一般无外乎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回族入赘或嫁入藏族村寨。在这种情况下, 进入藏族村寨的男女(包括那些婚后离开出生地到县城建立新居的男女), 婚后的回族丈夫或妻子放弃回族生活习惯和民族认同。大多数回族能够接受和理解这种情况。这样一来, 许多入赘或嫁入藏族村寨的回族很快便被“融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