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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王明珂摘得哈佛大学东亚系的博士帽后返台，获史语所终身聘职。史语所的语言学家孙天心1992年左右就来内地的羌族及马尔康地区研究语言，他后来给王明珂介绍了四川省民委语言办和汶川（威州）师范学校的一些朋友。 1994年夏天，王明珂终于第一次来到内地，从北京一路去往西安、西宁，并在汶川见到了他硕士和博士论文中的研究主题“羌族”。 十年间，王明珂做羌族田野调查的时间累计约一年。当汶川大地震爆发时，王明珂格外揪心，但他更清醒地知道：“即使没有这次地震，羌族社会文化也将成为过去”，“我十余年的‘寻羌’之旅所找到的并非传统，而是变迁”。 2003年至2007年间，王明珂又多次来四川、内蒙古、新疆、青海等地考察当代环境与牧业，目前又转向康藏族群与文化研究。 近年，他在内地累计出版了《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4月）、《楚乡悲歌：项羽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5月；入选《中华读书报》2008年度“十佳”图书）和《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寻羌：羌乡田野杂记》（中华书局，2009年5月）、《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中华书局，2009年7月）。此间，王明珂还整理出版了史语所前辈黎光明﹑王元辉合著的极具民族志价值的《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原名为“川康民俗调查报告”）。 王明珂试图建立一种历史知识，让当下所有的汉族与少数民族都对自身在历史上的存在有深入了解，从而知道如何珍惜及改进社会现实，进而让整个体系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但以“历史记忆”来研究“族群认同”的努力也招致了怀疑，有台湾史学界前辈公开质疑他“历史怎么会是人们想什么就是什么”；还有台湾资深人类学者不承认王明珂研究的是历史人类学，因为“西方历史人类学者没研究这些问题”。 王明珂在羌寨多次听到“毒药猫”（一般指有毒、有巫术的人，多为女性）的传说，他发现这实质上只是人们创造一个内部敌人作为代罪羔羊，以此来化解群体内部的紧张关系（是人类凝聚“我族”的常用伎俩）。王明珂梦想着创造一套完整的“毒药猫理论”，他不惧怕台湾学界各学科的主流威权，宁愿做一个有主动穿越、破坏边界能力的“毒药猫”。 10余年来，王明珂结识了李绍明、汪宁生﹑童恩正﹑俞伟超和罗志田、王铭铭等两代内地学人，无形中参与和见证了两岸日益密切的学术与文化交流。他还有一些小心愿，比如，在机会合适时来大陆高校“指导些学生”；比如，寻访到父亲当年遗散在武汉的亲人。 民族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仍在于先解决各地的经济开发﹑分享与社会公正问题。……在社会记忆上，不用去强调各民族的光荣“过去”，更重要的是共创美好的“现在”生活记忆。 问：1994年，您最初是怎么开始来内地做田野调查的？以“台胞”的身份，遇到过什么困难或特别难忘的事情吗？ 王明珂：那时候，两岸间的意识形态对立已不那么强，内地正大规模经济开发，所以我算是在那夹缝中溜进来的罢。刚来时，偶然有些地方干部会问我是否想来投资，但当知道我及我的亲友都不是做生意的，他们对我也就没兴趣了。 我的田野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一般，我在每一地都停留不久，一般是四五天就离开，然后往后几年一再回去探望朋友，这样，我到许多地方，对本地人来说都像是来了老朋友。对地方乡长﹑村长﹑书记来说，由于我停留短，也不会给他们添麻烦，而且，他们都是以威州师范学校的学生家长（因陪同我去的都是威师的老师）或某人的舅舅﹑老根之类的身份接待我，这对我的田野研究更是一种便利。 在那十年中，几乎是每个暑期，有时也在过年时，我们一伙人便到处翻山越梁子。那时山中村寨生活封闭、交通不便，来了远方的客是地方大事，加上陪同我的羌族朋友周老师﹑树全﹑毛老师﹑泽元等到处熟人朋友多，所以在每一地方都有让我感动与难忘的事。当然，在那儿跑了一两年后，我的四川话说得可以，这也是个关键。村寨的朋友知道我是台湾来的客，但对我能说四川话毫不感到意外。有一回﹐周老师以这事问了一个羌族村民。他的回答是，台湾人也是汉人嘛，当然会说“汉话”；原来他们将四川话称汉话，认为汉人说的都是这口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