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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历史心性、文本、表征与情境、本相、文类、模式化情节和弟兄祖先故事等是您论述的核心概念，您在内地的4本学术著作最终想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学术体系？ 王明珂：我透过这几本书想告诉大家，我们所相信的“历史”以及古文献所记载的“历史”，都只是人们对“过去”的选择性记忆与叙事，甚至是被编造的过去。我希望建立的新历史知识，则是发掘、探索产生这些历史记忆的社会情境本相，以及此情境本相的历史变化，最后对于今日“我”或“我们”在历史中的存在有新的认识。我研究的主题是“华夏及其边缘人群”，也就是今日中华民族中的汉族与少数民族。我希望能建立一种历史知识，让今日所有的汉族与少数民族都对自身在历史上的存在有深入的了解，因此知道如何珍惜及改进社会现实，也就是让整个体系具有自我调节功能。 在研究方法上，这是更客观精确地将史料当做历史记忆与叙事来分析；并非只是摘取与考订史料中人物、事件的真实性，更探索什么样的社会情境产生如此的社会记忆。我分析历史文本的方法，也就是结合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是将文本（历史学的分析对象，也是一种表征）与情境（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也是社会本相）对应起来，且更进一步，将文本结构（如正史﹑方志﹑族谱等文类）与情境结构（如自古汉系中国人生存其间的帝国﹑郡县﹑家族等结构化情境）对应起来。如此我们便能从对历史文本的分析中，了解古代社会情境及其变化。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探讨历史上个别作者在书写间，个别历史人物在行动间，如何顺应或突破﹑违反种种结构与边界。 历史学家常抱怨，我们无法像人类学家那样观察现存的社会——由隐藏的社会结构到每个人的情感与意图。而我强调的便是，事实上，已成为过去的一社会之结构与个人，都化为种种密码藏在历史文本之中，我们只要知道如何解码，便能像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一样深入观察一古代社会。 最早出版的《华夏边缘》，初步建立以“历史记忆”来研究“族群认同”这样的研究框架。在《羌在汉藏之间》中，我从羌族研究中认识“弟兄祖先历史心性”，也因此认识更普遍的“英雄祖先历史心性”。历史心性，便是一种影响历史记忆与叙事的文本结构。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中，我借着对历史心性的认识，重新解释中国史籍中黄帝﹑炎帝及箕子﹑太伯等英雄祖先历史，以及一些被视为传说的弟兄祖先故事，也藉此说明华夏及其边缘的形成﹑发展与近代变化过程。《羌在汉藏之间》是化陌生为熟悉，《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则是化熟悉为陌生；两者共同构成我所称的反思性知识。反思性知识造成有反思及反省能力的个人。 《游牧者的抉择》则讨论“长城”这个古老的华夏边缘之建立与崩解的过程；书中所有单于南下牧马与汉军北伐的历史事件皆被视为表相，产生这些历史表相的人类生态本相则是，长城隔断了人群生存资源的流通。在这书中，我也强调个人的行动抉择能突破边界（包括长城），改变社会现实本相。副标题“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表明这本书是从另一角度思考中国北疆历史，今日满蒙藏族皆为我国族同胞，那么强调华夏英雄跃马长城、北逐鞑虏的历史不是十分荒谬吗？ 我们需要一种着重人类生态与长程历史的历史与人类学研究，以此了解各地人群由过去中原帝国及其边裔走向今日中国各民族的历程。然后才能以各宜其地方人类生态的方式，调整政策。民族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仍在于先解决各地的经济开发﹑分享与社会公正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以地域为主体，而非以民族为主体。同时，在社会记忆上，不用去强调各民族的光荣“过去”，更重要的是共创美好的“现在”生活记忆；这是美国﹑加拿大等虽为多民族混杂国家，但基本上并无严重民族问题的关键。一方面，应让每个国人在生活中体认经济﹑社会﹑司法等方面的合理﹑公正，另一方面，所有媒体（当代人社会记忆的重要来源），均应注意本身在此方面应扮演的积极角色。 我在“中研院”服务20多年，从来不会由行政系统知道某重要政治人物将来访；经常是回家后，从电视上知道当日“总统”或“行政院长”来访。 问：1990年代中期以来，您和四川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陆续有了比较多的业务往来，和李绍明、王铭铭等也有了一定的私谊，对两岸学术同行的治学风格、路数和各自优劣有哪些体会？ 王明珂：简单地说，20世纪上半叶以来，新的历史学及社会科学由西方传入中国，后来随学者播入台湾，在台时期又不断有留学生自西方名校毕业返台。因此，台湾各学科的学术传统﹑师承，以及它们与西方主流学术界的联结，从未中断且十分稳固。在大陆，有些社会科学学科曾有数十年的中断；重新恢复并自西方输入时，又值西方“后现代主义”大兴之时，过去的学术经典受到质疑与批判，跨学科之新研究领域、议题受重视。 台湾学界，各学科（主要指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由高校课程﹑论文发表到学术组织﹑国际交流，都大致系统、制度完整。但各学科各自划界，学科内还分有许多小圈子。其次，长久以来学者对本土现象﹑资料﹑问题缺乏反思性研究。 内地方面，由于中断后再重建时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影响，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皆尝试追随西方最新的研究成果，缺乏稳固的根源（我是指如1940年至1980年代的人类学），难以建立完整的教学体系。优点是，较不受各学科边界约束，跨学科间的交流互动较多，学术讨论批评之风也较盛行。两岸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多些交流，对双方都有好处。 两岸间还有一个社会学术环境差别便是，内地学者与一广大的“读书人”群体联系在一起（这也是我今天在此受访的原因）。台湾自然也有一群“读书人”，但他们的读书品位几乎与台湾学术无关，而是被一些文化人导引至对日本﹑欧美畅销书的欣赏上。像《中华读书报》这样的媒体，如葛兆光﹑王铭铭﹑李零等学者能广为读书人所知，如学术性书籍可被评为年度好书，在台湾都是不易存在的现象。台湾大报《联合报》的“读书人”版最后只剩得一周一个版面，但在今年中还是全面结束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