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先生的书,最最重要,首先你要理解,他是个执著的探索者。 他一生追求的并不是什么铁板钉钉、颠扑不破。他对古代的未知世界 始终保持着童心般的好奇,他是把探索当最大享受,因此从不以“终结者”自居。 张政烺先生墨迹 2005年1月29日凌晨一点五十五分,张政烺先生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九十三岁。他的墓地选在北京西郊的福田公墓。那里有很多名人作伴,王国维在其北,邹衡在其南。每年清明,桃红柳绿,我们会去祭扫。他的墓碑,就像他的为人,朴实无华,上面写着他的人生信条:“真诚求实是为人为学之本。” 一 张先生是一位“老先生”。他的一生,可以清晰地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1936年,他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后,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般称为“史语所”)工作过十年,对史语所图书馆(今傅斯年图书馆)的建设和保护有大功。在他的回忆中,押解史语所的图书入川是他最自豪的事情。这是第一段。 二、1946年,他从重庆回到他的母校北京大学,在史学系任教,当过十四年教授,为北京大学培养过许多优秀的学生,然而北大却是他的伤心之地。这是第二段。 三、1960年,张先生被北大解聘,调到中华书局当编辑。当时,很多调到中华书局的老先生都属于"有政治问题"的人。师母说,他很伤心。他赌气说,他要到农村开照相馆(因为编写《中国历史图谱》,当时他在迷摄影),1963年2月5日,张先生被任命为中华书局副总编,然而他却从未到任,而是待在他长期兼职的中国历史研究所(1977年5月后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下文简称“历史所”,从1954年参加筹建这个研究所,他就是该所的学术委员。张先生也是社科院考古所的学术委员)。 四、从1966年以来,他一直是历史所的研究员。 张先生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古代史。他上过北大,从马衡、唐兰学,深受清代金石学和罗王之学的影响;进过史语所,也继承了史语所用考古、古文字研究历史语言的传统;解放后,他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注重社会史、民族史和世界文化的比较研究,眼界更为广阔。在史学观点上,他一直主张魏晋封建论,从未动摇。他特别重视古文字的研究。罗王之学的传人,唐兰先生那一辈是第一代,他和陈梦家先生、胡厚宣先生是第二代。胡先生也是史语所的老人。 遗体告别会那天,学术界的方方面面来了很多人。 骨灰安葬那天,台湾方面,史语所的所长王汎森送来了花圈。 回想当年,我读研究生那阵儿,史语所的老前辈,很多人还在,夏鼐先生还在,尹达先生还在;罗王之学的传人,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除郭沫若、董作宾、陈梦家走了,别的老前辈,差不多都在(当时只有大师,没有“大师热”。现在相反,只有“大师热”,没有大师)。 说实话,我有个错觉,一直有个错觉,这些先生始终都是“老先生”。当时我们只把这批先生叫“先生”,年纪轻一点儿的只叫“老师”。但这些“老先生”到底有多老呢?以今天的眼光看,好像也不怎么老。比如,就拿张先生来说吧,他在红楼整理组时,不过六十二三岁,和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带我读书时,也只有六十七八岁。 在我们称为“老先生”的古文字学家中,他要算是最年轻的了。 1979年,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最初的安排,我是跟唐兰先生读研究生,但唐先生突然去世,我才跟了张先生。这以后,秋风骤起,大树飘零。1983年,容庚先生走了;1984年,于省吾先生走了;1990年,柯昌济先生走了;1991年,徐中舒先生和商承祚先生走了;1995年,胡厚宣先生走了。最后,就连张先生也撒手人寰,离我们而去。 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二 老师走后,留下一部研究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的稿子,放在一个大纸盒里。师母把它托付给我,要我负责整理。这部文稿,现在已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即红色大开本的《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一书。整理经过见我的整理说明,这里不再重复。 现在出版的《张政烺论易丛稿》,是汇集张先生研究易学的所有文稿。 全书分上下两编: 上编是先生生前已经发表的著作,一共有六篇文章,三篇和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有关,三篇与商周数字卦有关。 下编是先生生前未曾发表的遗稿,即上述《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一书的排印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