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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张先生对商周数字卦的研究，主要在“文革”以后。就他个人而言，这一研究是从前一研究生发和延伸，但就学术界而言，却是延续前人的讨论，我们最好还是把它当作一部认识史来看待。 学界所说的数字卦，宋代就已发现。这种符号是从青铜器上发现。北宋重和元年(1118年)，今湖北孝感出土过著名的安州六器，其中的中方鼎，铭文最后有一组符号，就是这种数字卦，当时，宋代学者曾释为“赫赫”，或“十八大夫”、“八大夫”。这组“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八百多年，一直是个谜。1932年，郭沫若说，这是器主的族徽。其说只是一种猜测，问题还处于混沌之中。 解放后，这类材料越来越多，局面才慢慢打开。1950年，河南安阳四盘磨出土的商代卜骨有这种符号三组。1956年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的西周卜骨有这种符号两组。这两个发现对后来的研究很重要。1956年，李学勤先生猜测，这类符号似与《周易》的九六之数有关。1957年，唐兰先生更明确指出，卜骨上的铭文是由一、五、六、七、八(“二”是误释)等数组成。 人的认识，总是真知灼见夹杂错觉误解，很少能一步到位，再聪明的人也不能幸免。 1977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听过唐兰先生讲课。他老人家，年事已高，滔滔不绝，一连几小时，拒绝休息。我还记得，他说，我把这种符号释为数字，有人来问我，难道古人是用电报的方式交流。由于周人崛起西土，民族背景很复杂，当时，他是把这种数字当作一种失传已久的少数民族文字。虽然这一理解并未被学界采信，有人甚至不理解，他这样的高人怎么也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但我们不要忘了，正是由于他老人家把这些符号释为数字，才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张先生是唐先生的学生，对唐先生执礼甚恭，每见先生必垂手立。他对唐先生在古文字研究上的贡献非常推崇。解放后，他协助郭沫若先生做过很多资料查证的工作，对郭沫若先生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也十分佩服，原来很想接着做(可惜未能实现，只留下他在《大系》一书上的批注，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两位前辈，对他影响很大。铭文，他是采用唐兰的考释；性质，是从郭沫若之说。只不过，他以为学界习称的族徽是父系家族的称号，因而叫做“家号”。 这是张先生的研究背景。 唐兰和郭沫若的认识，不管正确和不正确，都是张先生做进一步研究的线索，有些可能是启发，有些可能是误导，我们不必苛责前人。 1977年春，陕西岐山凤雏宫室遗址的11号灰坑和31号灰坑出土了一万七千多片西周甲骨。这一年，张先生参观过周原遗址，看过这批甲骨。这是真正推动张先生重新思考上述问题的原因。 1978年11月29日-12月8日，中国古文字研究会首届学术讨论会在长春召开，会议第一天，徐锡台做《周原出土甲骨文字》的报告，就是介绍这批甲骨。第二天，大家撺掇张先生发言，要他就这一发现讲几句话，于是他做了《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简短发言。凤雏甲骨，出自周人故地，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古人所谓“文王演周易”的传说(见《史记·日者列传》、《汉书·五行志上》等书)。他第一次就这一问题发言，就是以此为话题。他是把凤雏甲骨上的数字符号按今本《周易》加以转写，希望借此说明，这是卜筮并用的结果，筮占的本质是数占，易卦的根子是数字卦。这一看法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本书附录一就是讲这件事情，前面已经提到。 张先生正式就商周数字卦做详细论证，是在1979年。这一年的春天，他再次参观周原遗址，不仅看甲骨，也看其他文物。他在铜器、陶器和瓦片上都发现了不少筮数。回到北京后，他遍检群书，收集到六十四个卦例，终于写出正式的文章，即本书所收《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这一年的6月初，他和夏鼐、马承源、张长寿同行，参加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办的“中国伟大的青铜时代”展览和讨论会，在会上宣读过这篇论文。这篇文章的中文本是发表于《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英文译本是以“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Divinatory Inscriptions on Early Zhou Bronzes”为题，发表于《古代中国》(Early China)第6期(1980－1981年)，80－96页。美国汉学家对张先生的印象，主要就是来自这篇文章。 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中，作者已经注意到早期筮法的复杂性。他心里很清楚，他说的商周数字卦与《周易》是有区别的。商周数字卦在前，是多位数字卦，而《周易》在后，却只有九、六之数和阴阳爻。我们并不知道早期筮法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蓍草有多少根，挂怎么挂，扐怎么扐)，也不知道早期筮法如何过渡到晚期筮法(如《易传·系辞上》的《大衍之数》章和朱熹《周易本义·筮仪》所说的筮法)。为了探讨这一问题，作者写了“筮法拟测”一节，他用牌戏中的“上牌”打比方，借助敦煌卷子《周公卜法》，推测早期筮法可能有另一套“游戏规则”，无论策数、余数还是分组的方法可能都大不相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