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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关于人类学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情况，可谈下面三点： 第一，现代文学中的“人类学想象”。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非西方的文化传统。人类学家从世界各边缘地区提供“地方性知识”的报告，他们的田野作业经验将西方传统以外的知识和信息传播于世，其结果是对于单一基准的欧洲中心主义知识观发起挑战，对古希腊以来确立的西方知识体系的普遍价值与合法性提出质疑，促成多元主义的文化思想新格局。艾莫瑞（Amy Fass Ernery）认为，20世纪中人类学与文学的相遇是广泛的现象，他使用“人类学想象”（anthropological imagination）一词来概括，主要体现在超现实主义的原始主义，黑人主义（negrismo）和印第安主义（indigeniso），跨文化小说（transcultural novel）等。由于解构主义对科学的挑战，使人类学家和文学批评家都意识到他们在表现方面所共享的修辞策略（the rhetorical Strategies）。人们曾假定为具有客观性的科学话语，诸如历史学和人类学，其实也使用情节结构和叙述方法，完全可用分析文学文本的方式来解读。而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批判，对人类学中普遍化体系的批判，使人们逐渐明白，这些体系是用总体化的西方范式去肢解边缘的、本土的和他者文化，是一种认识上的和表述上的文化霸权之产物。一战动摇了自启蒙时代以来的西方理性与历史进步的信念，欧洲人对被殖民的、边缘的他者的看法随之发生转变，或以为他们拥有西方已丧失的某些美德，如纯朴、真诚、自然的节奏、与大地相依为命、宗教敏感性、集体传统的稳定性等。这些同西方社会自身的混乱与现代性之困境形成对照。原来被诬蔑的（stigmatized）他者，变成了诱人的（alluring）他者。在奥斯瓦尔多·斯宾格勒的戏剧化程式中，民族志的兴起正是“‘西方的没落’的一种征兆。’”，［5］（P4）在“西方的没落”这个判断背后有如下潜台词：非西方的希望。如果人类历史的近代行程追随西方资本主义而误入迷途，前景暗淡的话，那么是否可以把解脱“没落”宿命的希望寄托在非西方的社会、文化他者或未遭文明污染的原始社会呢？民族志作为人类学者对异文化原始文化的考察记录，也就这样无形中充当“乌托邦”的投射功能，成为西方人“复乐园”的希望所在。“高贵的野蛮人”也就顺理成章地为“没落的文明人”树立起人格榜样。这给20世纪的文学想象带来的刺激之大可想而知。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为何表现出对原始思维和原始文化的执著向往，也就不难理解了。一个受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伦理支配的世界，当然是压抑个性和缺乏诗意的世界。复归原始，认同他者，意味着找回已经失落已久的诗性智慧的美妙世界，恢复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原初亲缘关系。后现代哲学家德勒兹《差异与重复》第６章题为“他者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人类学关于“文化他者”的看法。特别是他提出的一个公式：“他者－一种可能的世界”［6］（P61）。很能说明后现代视野中的他者对文学幻想的巨大吸引力。这和20世纪以前的文学中异国情调的主题是大不相同的。 第二，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原则要求一视同仁地看待世界各族人民及其文化，消解各种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文化偏见和历史成见。这是对人类有史以来囿于空间界限而积重难返的“我族中心主义”价值取向的一次根本性改变。各民族文化只有在摆脱了自我中心的思维和情感定势之后，才有可能客观公正地面对异族人和异文化，建立起成熟的全球文化观。这对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至关重要，它能够使研究者以中性态度面对其研究对象，减少妖魔化和乌托邦化的作用。文学批评家从以往较为狭隘的民族文学的小圈子走出来，迈向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的大视野，这一方面必然导致对本土文学和文化传统的“陌生化”效果，引发价值重估和再阐释的普遍需要，进而催生“文学人类学”的理论自觉；另一方面也由于大“文化”概念的辐射作用而出现学科的分化转型，最明显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融合。从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研讨会文集《文化与文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可以看到这种融合的动向。但也有学者担忧，传统的文学批评将被文化研究所吞没，并由此引发出当前的热烈讨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