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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类学与以往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贵族化倾向针锋相对，更加关注所谓“精英文化”的对立面，即“俗民文化”、“大众文化”和形形色色的“亚文化”群体，也就是和文化的“大传统”相对的“小传统”。这种平民化的知识取向对于解构各学科的精英主义偏向，在帝王将相和杰出人物之外去发掘历史和文化真相，具有充分的示范意义。这就给全球范围内的知识构架的重组和学科之间的科际整合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就文学研究而言，口传文学的再发现打破了过去只关注书面文学的局限，催生了“民族志诗学”（ethnopoeties）等新领域。代表人物有美国的邓尼斯·泰得洛克（DennisTedlock）和戴尔·海姆斯（DellHymes），他们都以口语传统研究而著称，认为文学研究局限在书面文学上是一种缺陷。在文人诗歌产生以前，部落中流行集体性表演场合所歌唱的诗，西方文论中的“诗”概念不适用于这种口耳相传的诗歌。二者区别显而易见：书写为文本的诗完全丧失了在多媒体表演情境之中的传达效果。民族学诗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把简化为文本的僵化的文学还原为具体传播情境中的活的文学。这一目标意谓着文学批评家向人类学家学习田野作业的考查方式，尝试从交往和传播情境的内部来体认文学存在的条件，进而发现和描述从口传到书写的文学变异。目前，民族志诗学的理论方法在美国密苏里大学的弗里（J，M，Foley）教授等的拓展下，已经从原始部落走向文明社会，在欧洲史诗等研究领域获得突破性进展，昭示着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认为，假如我们把“文学”的定义界定是要用文字书写出来的，那么世界上确实有许多民族是没有文学的。但是从人类学的立场看，文学的定义实在不能限定于用文字书写出来，而应该扩大范围包括用语言或行动表达出来的作品。书写文学可以说是一种单线交通（one way communication），作者很不易得到读者的反应，即使有亦不能把内容改变了。口语文学则可说是双线的交通（two ways communication），作者或传诵者不但可以随时听到听者的反应，而且可以借这些反应而改变传诵方式与内容。爱斯基摩人的传说讲述者，经常会在讲述过程中受到听众的抗议，而不得不改变内容以适合当时的需要。台湾高山族中若干族群有时也有类似现象。口语文学的这种应变能力，比书写文学更能发挥作用。李亦园在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研讨会上，从“文化展演”方面介绍了台湾人类学者的成果：胡台丽的《文化真实与展演：赛夏、排湾经验》（1997）和容世成的《戏曲人类学初探》（1997），说明日传文学的研究如何能够促成人类学领域中展演理论的蓬勃发展，导引出对“文化真实”和人类学方法的反思［7］（P3-19）。值得注意的是，由民族志诗学的口头文学研究和人类学的展演理论共同促成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变化：从只关注写成 “文学作品”，到也开始发掘和探讨“义学过程”，美国耶鲁大学的哈维洛克（E，A，Havelock）教授1986年出版的《缪斯学写：古今对口传与书写的反思》第３章题为“对口传文化的现代发现”［8］（P21-29）该书便借助于这个现代发现，提出“文本能否说话”（Can a text speak？）的命题，以及让古希腊的文本重新“说话”的可能性，即通过早期的文本世界去透视更早的日传世界；在我国刚问世的朝戈金博士论文《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9］则以尚处在“说话”状态的蒙古史诗文学为对象，探讨如何“说”的规则。这些新的研究取向表明，作为“过程”的文学相对于作为“作品”的文学，对于理解文学现象来说不可或缺；作为“过程”的文学在未来的文学研究中会有广阔发展空间。 徐：既然是“互动”，那么影响也就是相互的、双向的。能否再，，描述一下文学学科方面给人类学研究带来了哪些刺激和启迪。 叶：在20世纪得到长足发展的文化人类学不仅给现代文学带来影响，且成为作家、艺术家寻求跨文化灵感的一个重要思想源头，反过来看人类学自身的发展动向，对文学和美学方法的关注与强调在20世纪后期引发出“书写文化”方法的反思和转向，即对民族志书写传统的认识论的批判性重构，催生出“人类学诗学”等派别，并给整个社会科学的方法变革带来启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