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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舒宪 徐杰舜]人类学与文学的互动(5)

http://www.newdu.com 2017-11-07 民俗学博客- 徐杰舜的空间 叶舒宪 徐杰舜 参加讨论

    在美国人类学家中出现的“人类学诗学”一派,出发点是文化的主体性,而不是用统计抽样和符号学等“硬”科学方法去研究作为客体的文化。与文学批评家所倡导的文学人类学亦有不同,人类学诗学的根本宗旨并非借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去研究文学,而是用诗学和美学的方法去改造文化人类学的既定范式,使之更加适合处理主体性感觉、想象、体验等的文化蕴含。人类学诗学的产生首先以人类学家的文学创作为基础和前提。有像斯坦利·戴蒙德(Stanley Diamond)这样的诗人兼人类学家和爱德华·萨巫尔(Edward Sapir)、劳伦·艾斯利(Loren Eiseley)、露丝,本尼迪克(Ruth Benedict)那样的人类学家兼诗人。据统计,1982年美国人类学学会的会员人数已愈5000。其中直接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至少也在千数以上。无疑,“美国人的想象图景日益受到美国人类学家的影响和制约”〔12〕(P225),正像非洲土著的假面之于毕加索,玛雅雕像之于亨利·摩尔,想象图景的变革必然带来艺术风格上的革命。人类学家从事诗歌创作的动因不同于一般诗人,那就是对异文化体验的主体性把握和有效传达。如何缩小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心理距离,更加真实、确切地从异文化内部去观察和表述,成为人类学家追求的境界。同时,不少人类学家尝试文艺创作,藉以传达他们在异文化中实地生活之体验,一专业刊物也开辟专栏专号,为这种新尝试推波助澜。1982年召开的全美人类学会年会上,由诗人兼人类学家斯坦利·戴蒙德主持了首届人类学诗歌朗诵会;次年5月又召开了首届人类学诗人公众朗诵会,会上发表的诗作及评论随后以《对话的人类学》(Dialectical Anthropology)为名正式出版。1985年,美国人类学学会又出版了由普拉提斯(Iain Prattis)编写的诗集《反映:人类学的缪斯》(Reflections: The Anthropological Muse),引起了人类学界和文学界的双重效应。由专业杂志《人类学与人文科学季刊》出资组织起一年一度的人类学家诗歌与小说创作大奖赛。在1986年全美人学学会年会上再度由《反映:人类学的缪斯》编者普拉提发起了以“人类学诗学”为主题的讨论,并于1991年出版了由人类学美学家伊凡,布雷迪(Ivan Braldy)编选的文集《人类学诗学》(Anthropological Poetics)。这一成果标志着某种转折。用编者的话说,就是从传统人类学强调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认识,转到关注如何去认识的问题,以及多种复杂变化的把握意义的体验方式问题。这一转向将使人类学更加接近艺术和美学方法,而不再由计量学的、行为学的方法占主导地位。像文学批评家常用的“意义”、“象征”、等术语已在人类学界成为流行的关键词,这是否暗示这人类学正从社会科学转变为人文学科呢?
    美国维吉尼亚州立大学的人类学教授罗伊·瓦格纳(Roy Wagner)曾在南太平洋美拉尼西亚群岛做过深人的田野调查,著有《文化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Culture)和《指代自身的象征》(Symbols that Stand for Themselves)等理论著作,同时也用创作诗歌的方式来捕捉和记录他的田野工作体验,在诗人人类学家的诗集《反映:人类学的缪斯》中便收有他的诗作。瓦格纳对自己职业人类学生涯的两种表达方式做了反省之后,撰写出《诗学与人类学的再定位))[13](P37-50)一文。文章从西方思想史对主体的关注人手,引出笛卡儿有关“清晰而独特的观念”的命题,又举出“痛苦”为例加以质疑:痛苦可以是清晰的感受,但未必是独特的。因为,被主体感觉到的东西无法同感受它的主体区别开来:痛苦既是感受到的状态,又是感受此种状态的方式,就像快乐、狂欢、出神等其他心理体验那样。此种体验是深藏于个人小宇宙之中的感知,无法直接地加以交流传达。只有通过图像化手段-—将其体现在语言的或非语言的意象之中,把这种感觉的意义置换为一种感觉,成为过程之中的预期的意义(an intended meaning),方可传达于他人。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性的理解成为主体性的,包括被感知的事物和感知方式自身。瓦格纳在提出痛苦的理解问题后,引向诗学与文化问题。他指出,我们用清晰而独特的医疗语言去把握痛苦的主体性,又用绝对清晰和独特的语言学的医疗去处理意义的主体性,二者都是对文化诗学(the poetics of culture)的制度化尝试,意在引出深藏于个人小宇宙的感觉之中的东西。一般而言的人类文化,特殊而言的诗歌艺术,正是主体间性获得创造性整合之处。用爱德华·萨巫尔的话说,就是“文化只能从个体内部去构成”之处[12](P45)。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诗学同以文化为对象的人类学,就这样因面对主体性感知问题而获得了相互沟通的契机。这种按照诗学特性重新定位人类学的尝试,使“文化”一词也相应获得主体方面的涵义,像个体的想象和梦幻、内在的体验等也应同仪式、亲属关系一样成为文化研究的组成部分。我国的文学人类学会在这方面也有所回应:彭兆荣主编的“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2000),《中外文化与文论》(成都)第5辑和《文化与文本》中作家韩少功、潘年英等关于人类学小说的见解,即为其例。像《马桥词典》这样的作品,也不妨看作用文学形式写的田野作业笔记。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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