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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究书籍版本之学者，要么好古敏求，宋元明清、稿抄校批；要么新兴文艺，初版毛边、名家签题。 周叔弢先生就曾在致黄裳先生的信中指出：“当民国初年， 董康、吴昌绶刻印之书，纸墨精良，比之明代书帕本，要高万倍。”  《民国刻本经眼录》 彭卫国 胡建强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199页，49.00元 尽管时下民国刻本的搜罗赏玩者日益渐多，而书价也已达成千上万之数，但真正对其有比较全面系统的专门研究，似乎仍不多见。考究书籍版本之学者，要么好古敏求，宋元明清、稿抄校批；要么新兴文艺，初版毛边、名家签题。虽然也有确具识见者，如周叔弢先生就曾在致黄裳先生的信中指出：“当民国初年，董康、吴昌绶刻印之书，纸墨精良，比之明代书帕本，要高万倍。”（手札原迹影附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4月版黄裳先生《珠还记幸（修订本）》中《自庄严堪》一文后）而民国刻本“向来都不是出版史着眼的重点，已经出版的众多的通史、教材，都未曾着墨”，连“《民国时期总书目》也把刻本排除在外”，则也是事实。因此，彭卫国、胡建强两位的《民国刻本经眼录》（以下简称《经眼录》），虽然只是其在多年工作实践中用心关注、不断积累的初步尝试，但近百种民国刻本精品的著录排比以及相关考述，对这个确实值得开发并深入的研究领域来说，已不仅有资料梳理的创基础之功，或许更堪称颇具眼光的开风气之先。 书讲版本，由来已久。无论是读内容、用资料，还是玩收藏、事贩转，求精求善，则概无例外。当然，目的不一，侧重也各不尽同，于是，就有了所谓“善本”的定义和标准。举例来说，清末张之洞在《輶轩语》中认为：“善本非纸白板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阙之本也……善本之义有三：一曰定本（无阙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另一藏书名家八千卷楼主人丁丙，则在提出“旧刻、精本、旧抄”的同时，强调“旧校”。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为编全国性的古籍善本总目，又有以“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为纲，并附九项细则的所谓“三性九条”等等。要之，无非就是内容、形式和时代这三个概念。前两项应该说是基本不变的科学标准，而以时代论，则过去有以明代嘉靖年为断的，后来又划清朝乾隆为界……总之好像一直在变。事实上，这种以某个年代“一刀切定”来划分善本的做法，不管有无道理，都必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至于过去较长时期内民国刻本不受大多数藏家的青睐，固然可以认为与其时代相对较近的“不古”有关，而当如今连铅印洋装的新文学书籍，也早成版本之学中的一项热门时，相对有关民国刻本研究的缺失，或许又从一个侧面，多少反映出作为传统工艺的雕板印刷，到了历经千年之后的民国年代，在更便实用的近代机器印刷工业大势所趋的革新替代之下，已经不再是书籍印制的主流。但是，虽非主流的民国刻本中，却不乏值得关注的珍善之品。 正如《经眼录》指出的那样：“民国刻本的价值，最主要的，是它的学术性和资料性。刻书者大多为有学问的人，所刻之书，自然以有益学问为首选。”尤其是一些当时文人学者的诗文别集、学术著述，多赖刻本，成一代文献。而其中精校精刊者，更可称善本。如上海古籍出版社近年陆续推出的“中国近代文学丛书”中，就有不少民国刻本，经整理者比勘研究之后，被选为精善可据的工作底本。像陈曾寿“《苍虬阁诗集》，以民国二十九年刻本为最善”；范当世诗文集各本中，则以民国二十二年《文集》十二卷、《诗集》十九卷，并附《蕴素轩诗稿》五卷的浙江徐氏校刻本，“后出转精”，且较其他版本内容更足；翁同龢诗集，虽先有1913年常熟开文印刷所铅排的《瓶庐诗钞》六卷，但1919年由翁氏门生陆襄出资的武昌书局仿宋刻本《瓶庐诗稿》八卷，则“经缪荃孙、邵松年前后数年的校勘，除异体字稍多之外，错字极少”。而《经眼录》所收，亦颇多此类，如民国十二年（1923）沔阳卢氏所刊梁鼎芬《节庵先生遗诗》六卷，民国二十七年（1938）刊陈宝琛《沧趣楼诗集》十卷，民国十九年（1930）双玉蝉馆刊邵瑞彭《扬荷集》四卷红印本，民国十二年（1923）孙氏四益宧刊孙德谦关于骈文研究的专著《六朝丽指》，乃至我国最早翻译西洋科学小说家儒勒·凡尔纳《八十日环游日记》的陈寿彭夫人薛绍徽的《黛韵楼遗集》八卷（民国三年陈氏家刻本）等等，皆名家名作、刊印精好之本。还有民国十九年（1930）袁励凖（珏生）自刊《恐高寒斋诗》二卷红印本，更是“由撰者自书以付手民”，并用“清中期库纸精印”，无论品相、刻工、墨色，均极为赏心悦目，故“堪称民国家刻本之一流珍品”。袁氏为一代名流，诗文翰墨，皆有声当时。其书法尤为人宝重，除《经眼录》中介绍北京新华门匾额即由其题写之外，海宁王静安（国维）先生墓志，亦据其手书上石。 尤可一说的，是《经眼录》所收海宁张宗祥先生《补钞文澜阁四库阙简记录》（民国十五年刻本）一书。曾任浙江图书馆馆长、西泠印社社长的张氏，素有藏书、抄书、校书之癖。其六十九岁时，曾将手抄之书尚存者，著为《铁如意馆手钞书目》，而该目自序所述，正可窥其抄校生涯： 予自十二岁始出就外傅，读四子书。其时如饥者得食，不择精粗，以果腹为度。三十以后，方事雠校，与单君不庵、周君豫才、朱君蓬仙等，从事古籍。自三十五岁起，赵慰仓同年喜搜孤本，傅沅叔先生富于庋藏，予亦乐此不疲，如入宝山，无所不爱。抄校诸书，恒至夜以继日。至五十七岁，抗战军兴，始不能每日抄校。入川之后，若断若续。六十三岁后，竟未抄一书。所抄之书，有为亡弟麟书保存海上者，有为友人保存汉口者，有为身携入川者。胜利还都，在南京时，一度会集清点，计三千九百余卷，如《太平御览》分类之类，所存仅二千数百卷。本意欲抄八千卷，与丁氏八千卷楼相匹。今年将七十，恐此愿难偿。所存之书，向未编目，因亟为订定，留一纪念。此中影写本，乌丝栏亦皆亲手所画。后有得者，幸念其辛苦而珍藏之。 张氏一生中最称壮观的大规模抄书之举，则是在浙江图书馆馆长任上，继八千卷楼丁氏兄弟之后，主持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抄补之役，前后历经三年，共抄补二百一十七种，四千四百九十七卷，二千三百五十八册，时称“乙卯补抄”，从而使《四库全书》江南三阁（文汇、文宗、文澜）中唯一独存、但又毁散甚多的文澜阁本，弥补了缺失之憾。张氏此书中所收周庆云《补钞文澜阁四库阙简记录弁言》、张宗祥《补钞文澜阁四库阙简记录记》，以及《补钞文澜阁四库阙简书目录》、《重校丁氏旧钞文澜阁四库各书目录》、《补钞文澜阁四库阙简在事诸员姓名录》、《补钞文澜阁四库阙简收支征信录》等，无不为研究有关文澜阁《四库全书》毁散、搜补始末详情的第一手资料，不仅珍贵难得，且极具文献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